1981年秋开始，我在地处开封的河南大学教育系度过了七年美好时光，先是四年本科，接着三年研究生。那时候的系主任是王汉澜先生（1924—2002），他和陈梓北（数学教学法）、孟宪德（外国教育史）、张同善（教育哲学）、赵天岗（教学论）、赵敏政（教育学原理）、孙应康（儿童心理学）、王丕（心理学原理）、凌培炎（普通心理学）、张耀先（德育论）、苗春德（中国教育史）等都是教育系的教授或副教授，还有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和管理者，使河大教育系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培养出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和优秀管理者，为教育系后来的发展壮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38年前的开学典礼上，王汉澜先生在台上的一番讲话，让我开始认识了他。第一次见到他，给我的印象是中等个头却不显低，身材消瘦但很匀称，人很板正又不失儒雅。他穿着一身合体的中山装，讲起话来很有逻辑，也很有激情，最后还赋诗一首，言谈举止和眉宇间透出了一位学者的睿智和灵气。后来，王先生跟我说过，别人曾形容他“朴素得像个农民”，我却不以为然，因为自始至终我在他身上都找不到这种感觉。在我看来，质朴、儒雅和睿智是他一直留给我的最深的三个形象。
我与王汉澜先生的交往始于1983年夏。学校将要举办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教育系也做了相应的安排和筹备工作，作为系主任的王汉澜先生在动员会上要求全系师生积极写文章、出成果，其中他的“学生也可以参加”这句话打动了我。当时我还在读大学二年级，对专业研究很感兴趣，正在钻研几个问题，于是就根据系里要求，查找了一些参考资料，经过一番学习、思考和研究，撰写了《坚持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学习》的论文，呈给王汉澜先生敦请他指导。记得王先生对我稚嫩的论文的题目、结构、内容和表述都提了不少意见，我便遵照他的这些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完善。不久，在王先生的安排下，我的这篇论文被排印成了铅字稿，并在教育系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教育学术报告会上得以宣读。这件事情对于一个本科生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鼓舞，也进一步激发了我深入钻研教育学术的热情和力量。虽然这篇论文没有正式发表，但至今我还保留着这篇记录过王先生悉心指导印记的铅字稿。
王汉澜先生做系主任时，在很多场合都强调本科生要积极参加研究活动，也希望教师们多指导学生搞研究。所以，一时间教育系学生科研活动蔚然成风，许多同学都发表了专业论文或相关文章，甚至我们1981级一些不考研的同学在辅导员王北生老师的带领下，毕业之前还编过《新技术革命与教育改革》一书。在这种氛围之下，我和几位同学曾经创办过一个学生社团组织——青年心理学会，除了举办沙龙、调查问卷之外，还办了一个墙报和不定期小刊。尤其难忘的是，在王汉澜先生的鼓励和指导下，我投入大量时间研究教育且取得了成效，撰写了几篇论文和一些短文，先后发表在《河南心理学通讯》《心理学科普园地》《河南教育》《河南大学校报》《开封日报》《河南大学学报》和《外国教育动态》（现改为《比较教育研究》）等报刊上。王汉澜先生还是我本科学位论文《浅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学思想》的指导教师，从论文选题、谋篇布局，到内容观点、文字表达等，他都给予了细致而耐心的辅导，让我再次受到了教育研究和论文写作的系统训练，可谓获益多多、茅塞顿开。此外，我在毕业前收集报刊资料编辑的一本《高等教育改革汇编（1978—1985）》，也得到了王先生的肯定和指教，并且由他推荐给学校校办和团委而得以印制成册。
作为教育系教授，王汉澜先生担任“教育概论”和“教育统计测量”这两门课的教学任务。他为1980级同学讲授的“教育概论”课反映很好，深受学生欢迎，但到了我们1981级上这门课的时候，却换成了另外一位中年讲师代教，效果一般，同学们意见较大，可经过争取也没有什么办法改变。于是，在王先生为1983级同学讲授“教育概论”课的时候，我就抽空甚至旷课去旁听他的这门课。教授就是教授，系主任就是系主任，教学水平确实高出一大截。首先是不念讲义，能够脱稿讲。这与当时不少照本宣科的教学形成了鲜明对比。其次是讲得深刻，言之有物，而且逻辑性强。有的老师课上侃侃而谈、口若悬河，却浮于表面，或离题千里，看似热闹但没有真收获。再次，语言生动，幽默风趣，能够感染学生，激发学习兴趣和深入思考。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是需要多年涵养、修炼和研究才能达到的高境界。王汉澜先生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州中学教过书，加上在河大50多年的教书生涯，使他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了“深、广、新、实”的教学风格。对待教学任务，他严肃负责，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备课时，他广集资料，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努力做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课堂上，他旁征博引，简练生动，寓德育于智育，教书与育人结合，使学生如沐春风、回味无穷。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独特的治学思想和高尚的学术品格成为教育楷模，多次被授予国家、省、市、校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称号，并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奖和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正是出于对王汉澜先生的敬仰，1985年我报考了他领衔（导师组还有赵天岗、张耀先教授）的教育基本理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以第一名的成绩有幸成为王先生带的第一届研究生。这样一来，我与先生就有了更多的交往，也得到了更多的恩惠。三年下来，收获良多，受益匪浅，专业学习、学术研究以及做事做人等方面都有了诸多长进和提高。王汉澜先生是河南省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在学术上造诣很深。早在大学求学之时，倾心钻研，立志学问，曾在教育统计的公式设计上有独特见解，而博得了系主任陈仲凡教授的赏识与提携。在后来几十年的教育研究生涯中，他有学（理论）有术（方法），有理（形而上）有器（形而下），文（教育理论）理（教育研究法）兼备，这也是其突出的治学特点和学术风格。改革开放以后，他先后主编了《教育学》《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教育评价学》《教育实验学》以及参编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主编李秉德）等学术专著十几部，还发表了大量论文。其中，20世纪80年代初他与王道俊共同主编的高等学校教材《教育学》几乎是后学者入门教育学的必读书目。这部著作再版几十次，发行量几百万册，并获得了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光明杯奖、吴玉章奖、国家优秀图书奖提名奖等。由他主编的《教育测量学》和《教育实验学》填补了学科空白，先后获得优秀教材奖和国家教学成果奖。因此，王汉澜先生指导和培养研究生就很有底气，也很得力，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章法。他既注重研究生基本理论功底的训练，又强调科学研究方法的掌握；既重视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还关心研究生的思想进步和生活状况。其中，有两点我的感触是很深的：
首先，注重研究生理论功底和研究方法的培养。王汉澜先生在教育基本理论以及在教育的统计、测量、实验和评价领域的造诣都很深，并兼带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两个专业方向的研究生，这种“文理双料导师”的情况至今也不多见。他长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对指导教育学的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十分看重，认为教育基本理论专业的学习和研究首先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学会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分析和解决教育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所以，他首先关注研究生的理论思辨力和一般方法论的培养，要求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著和相关著作。就我了解的前几届的同学来说，这方面下的功夫着实不小，尤其是本科非教育专业的同学有学外语学理科的，更是深感压力巨大。说到读书，在王先生看来，“不读书、不博览群书，专业学习和研究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且读书也有讲究，还要会读书、读好书。”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王先生很强调定性和定量研究的结合、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融合，这在研究生的课程安排、教学过程、论文指导和学术交流等方面都有相应的体现。比如，课程安排既有教育学原理专题、课程教学论专题、德育研究专题、马列论教育等，又有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教育实验学、教育评价学、计算机以及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概论等，还有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法学等。其中，有些课程还是由外校的教授（如西北师大李秉德教授、北京师大黄济教授、华中师大王道俊教授、中央教科所藤纯研究员等）来讲授的。这些给历届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打下坚实的基础，也形成了河大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的风格和亮点。所以，从这里走出的王先生的弟子，如王衍诗、杨银付、刘志军、尹宏斌、李桂荣、郝森林、张新海、田殿山、王德如等，经过多年熏陶和潜移默化，或擅长基本原理、哲学思辨和多学科分析，或善于实证研究、定量研究和科学研究法，或两者兼而有之、两条腿走路。
其次，注重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学术精神的培养。王汉澜先生既重视本科生的研究工作，更强调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研究素养。他说：“做研究生就得搞研究，搞研究就得有创新，而做好研究和创新，只有在不断研究、写作和研究性的学习过程中锤炼和提高。”他在我们入学当年除夕座谈时曾经赋诗道：“研究生，不一般，士中尖子人称赞。岂知任务非常重，科学高峰不易攀。须努力，莫偷闲，艰苦奋斗去攻关。创新精神要发挥，玉皇顶上显才干。”为此，他希望我们要成为图书馆和资料室的“常客”，关注和浏览学术期刊杂志，把握教育研究动态，站在学术前沿阵地，既要学会做读书笔记，又要善于记录自己的“灵感火花”；他要求我们在完成课程学习的同时，要统筹兼顾，尽早谋划学位论文，提前做好前期准备工作，还要在每门课程结束时最好都要完成一项研究任务、撰写一篇研究报告；他提出作为研究生要积极参加校内外专业学术研讨会，不断增长见识、开阔眼界。我入学不久提出要去黄山参加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思想研讨会，王先生说：“你提交论文了吗？”我说：“提交了，题目是《试论大学生的科学研究》，还收到了会务组的邀请通知。”他说：“你们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最好提交论文，凡是这样的情况我都同意。”黄山会议收获多多，在会上我还接触到了“学习学”的最新动态，回来后便写了一篇文章《一门新学科——学习学》（《河南大学报》1985年12月30日）。由于我本科时参与了一些研究，也有兴趣继续撰文，所以对王先生的这个要求印象深刻，且在此方面也是最得益的——三年下来参加了10多个教育学术研讨会（包括本省的），先后提交了《试论大学生的科学研究》（《河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夸美纽斯、洛克和卢梭的兴趣教育思想述评》（《心理学探新》1986年第3期）、《“研究性学习法”述评》（《教育研究与实践》1986年第6期）、《西方近代的兴趣教育思想》（《教育研究与实验》1987年第3期）、《试论当前教育科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教育研究》1987年第10期）、《国外大学生的科学研究及启示》（《教育丛刊》1988年第1期）、《对培养教育系学生科研能力的几点看法》（《高教研究》1988年2.3合刊）、《再论大学生的科学研究》（《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略论兴趣及其在教育上的意义》（《心理学探新》1988年第3期）、《关于教育学发展的分期》（《研究生论丛》1988年7月）等论文。其中有的还被《新华文摘》《教育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转载或转摘。我觉得，王汉澜先生这种培养方式能够激励和鞭策他的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更多的时间，研究更多的问题，撰写更多有水准的论文，且有更多的发表机会或基础。所谓研究生科研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写作能力的提升，也就有了一个有效的培养机制或抓手。可以说，很多同学都得益于此，不但硕士毕业论文选题自如，研究得心应手，创作水到渠成，而且考取博士生进一步深造、在大学或科研院所工作等也有坚实的基础。
求学导师，终身难忘，七年艰辛却很快乐的求学生活时常萦绕着我。我离开了河大，到兰州再深造，后长期在北京工作，但始终没有忘记王汉澜先生，并时常关注我的硕士导师，不时还返回母校看望他和师母郭老师。记得最后一次，是2001年暑期孩子满两岁，我们一家三口专程去开封看望王先生。那次聚会他的孩子也都回来了，其中一个厨艺高的儿子做了一桌好菜，我喝了很多酒，且进入了那种少有的飘飘然的状态。他的书房墙上仍挂着由他书写的荀子《儒效》中的两句话：“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可见，“大儒”和“君子”是王先生的终身追求和理想境界，也是他一生为人、办事、做学问的真实写照。记得那时他看起来好好的，想不到这竟是先生与我的最后见面。王先生于2002年3月30日在开封逝世，享年78岁。由于当时我在中办工作异常繁忙，无缘参加先生的追悼会，因此，谨以此文寄托我对先生的哀思。《王汉澜文集》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100多篇他在教育基本理论、教育科学研究法、教学论、德育论、教育史等方面的论文，以及教学报告、讲话、序言、诗词等。我要继续学习和研究王汉澜先生的教育思想观点和教学实践经验，不忘初心、铭记过去，沿着他开创的教育学之路砥砺前行。
2019年8月26日于北京魏公村
（郭戈，1965年8月生，河南信阳人。现任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课程教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课程教材教法》《中国教育科学》《教育史研究》杂志主编，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理事长。1981—1988年在河南大学教育系就读本科和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