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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举办的“冯友兰讲座”，是以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为主要基地，但是它的设立，范围和意义，应该是涵盖全校文科专业的，包括历史文化学院。
为什么说建立这个讲座涵有对全校文科专业的建设性意义呢？因为冯友兰先生与河南大学的联系并不仅仅是通过哲学学科这一个路径。1923年夏天冯先生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国，在北京、上海等地高校争相邀请的情况下，接受了中州大学（现河南大学——整理者注）的聘任，其中一个原因是冯先生的母亲说：“以前都和中州大学讲好了，说话不能不算数。”因为中州大学是1923年建立的，冯先生作为河南省官费留学生，肯定会联系冯先生。1923年冯先生到中州大学任哲学教授，兼任文学院院长，一方面组建哲学系，一方面创办中州大学文科专业。所以说，冯先生作为河南大学人文学科建设的奠基人，其意义不仅仅限于哲学这一个专业。
一
1930年冯先生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河南中山大学（现河南大学——整理者注）又聘请冯先生为校长。据我的印象，冯先生接受了河南中山大学校长职位的聘书，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冯先生不能到任，便请张仲鲁代替他到任。后来张仲鲁正式成为河南中山大学的校长。
北伐战争之前，清华大学受北洋政府外交部管辖，学校董事会多为美国人，清华大学面临着不能自己做主的重重困境。北伐战争成功后，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同年9月，冯先生跟着罗家伦受国民政府的委派接收清华大学，罗家伦受命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通过冯先生等人的努力，1929年“专辖废董”运动得以成功，摆脱了当时受美国人管辖的状态，使国立清华大学直辖于教育部，掌握了自主话语权。
1930年，冯先生接到河南中山大学的聘书后，曾与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商量此事，罗家伦建议冯先生先找人代替他到任。因为当时罗家伦在国立清华大学的处境也十分尴尬，各种政治势力的插手导致其办学政策不能实行，继而离任。清华面临校长职位暂时空缺的处境，所以冯先生暂时不能离开清华，校务委员会便推选冯先生为主任来维持学校的运转，实际上就相当于代理校长。
到了1948年12月，在梅贻琦离开国立清华大学，解放军打到沙河时，学校又再一次组织了校务委员会，还是推举冯先生做校务委员会的主任，最终冯先生将清华大学完好地交到了人民的手中。冯先生曾说：“我是再做冯妇。”是说又在清华大学危难之际，承担起这份重任。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冯先生是接受了河南中山大学的聘书的，如果退回了聘书就可以另聘他人，不会找人代理。所以在河南大学的历史上，冯先生短时地、至少在名义上是做过河南大学校长的。因此我们这个讲座的意义不限于哲学学科和人文学科，还应该涵盖整个学校。冯先生在河南大学历史上的地位，决定了这个讲座的重大意义。
1928年到1949年，冯先生在清华大学，不管是学术也好，教育行政也好，是他最光辉的时期，也是他一生最留恋的时期。有研究冯先生的学者曾言，对于清华大学来说，冯先生是仅次于梅贻琦的第二号人物，是清华的核心领导成员。同时在清华，他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体系建构的历程，在三十年代初写出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写出了《贞元六书》；冯先生学术和教育行政管理等方面主要成就的取得，都在这个时期。
我认为，冯先生在清华大学期间取得的这些成就，是他在中州大学时期所形成的理想和实践的发扬，清华大学光大了他在中州大学的理想和实践；或者反过来说，中州大学给冯先生提供了他在清华大学发展的基础，这两者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
昨天我到老校区走了一趟，老校区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河南大学做为百年名校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老校区的风貌。一个学校的历史，一部分是师生的传承，一部分就是校园独具特色的风貌，能够把百年的历史活生生地呈现在今人的面前。
首先，我看到河南大学老校区的校园，总感觉和清华大学的校园有相似之处。网络上经常有最美校园排名，有人说厦门大学最美丽，因为厦门大学有情人谷，适合谈恋爱；有人说武汉大学最美丽，因为武汉大学的樱花特别漂亮；有人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校园最美。但当我看到河南大学的校园，老想到清华的校园。从河南大学老校区南大门进来后，有一个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老校门，我马上就想到清华大学的二校门。清华大学有一个大礼堂，建于1916年；河南大学也有一个大礼堂，但是更具中国特色，而清华的大礼堂完全是欧美的风格。所以我觉得清华大学和河南大学有很多相似之处。
其次，再看历史。河南大学前身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建于1912年，清华大学的留美预备学校建于1911年。这样看来，河南大学和清华大学建校的缘起都是一样，且在同一个历史时代。面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共同使命，这两所学校有着类似的历程，河南大学从预备学校改办大学是1923年；清华大学是1925年改办大学，同时成立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清华改办大学1916年就已经提出来了，当时建立大礼堂、天文台等就是在为建构一个完整的大学打下基础，但当时清华不能随便改建成大学，必须要得到董事会和外交部的首肯。罗家伦担任校长职务后，就宣布清华大学为国立大学，强调大学的民族性与学术独立性，要脱离以美国为代表的列强对我们的学术包括教育行政的主导。
再次，能够连接清华大学和河南大学的因素就是冯先生。冯先生在河南大学时做过哲学系的系主任和文科主任。他在清华大学卸任秘书长职务后马上就接任哲学系主任一职，后又任文学院院长。某种意义上是复制了冯先生在中州大学时期的工作与经历。
从这些方面，让我这个从清华大学过来的人觉得这两所大学有好多相似之处，虽然在实际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合作，但是在情感上让我觉得她们之间有深深的联系。
今天，我给河大学子讲这些话，就是希望大家有文化自信。虽然现在常讲“文化自信”，但是“文化自信”也有不同的层次，最基本的就是五千年优秀文化的自信，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地域，每一个单位，每一所大学，又有它自己的文化自信。中华文化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具体的东西组成的。河南大学的学生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河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历史是相似的，在早期主导我们教育、行政和学术建设的人也是一样的，这个人就是冯先生，冯先生也确实对清华大学的文科建设影响很大。
今天的开封也非民国时期的开封。开封旁边出了个郑州，在新时代郑汴一体化的新形势下重新出发，散发我们精气神的时刻到了。河南大学的同学要担起这份责任，从文化自信做起，要把新的河南、新的郑汴、新的中国建设的责任担起来，扛在肩上。
三
最后，简单说一说我和冯先生的关系。冯先生是1990年去世的，他人生的最后五年是我给他做助手。本来是系里派我去做一年，一年之后冯先生说，你还是留下来帮我吧，所以我就一直帮他到最后。
冯先生有三个助手，分三个等级。有一个初级助手是哲学爱好者，从辽宁来，住在他家，每天参与帮助冯先生写作。1985年，冯先生视力已经衰微，到1986年基本看不见了。然后就由这个助手给他念，给他的口述做记录。上午写书，下午念报。因为他住在冯先生家后面房子的头一间，所以一并照顾冯先生的起居。
二级助手张跃，是冯先生1986年的博士生。在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建立招收博士生制度的时候，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名单里没有冯先生。为什么呢？因为冯先生年纪太大了，都八十多了。后来再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的时候，任继愈先生提了意见，说这些老先生现在没有助手，系里面也很难安排助手，而且助手做的年限较短，也不利于老先生的学术传承，是不是可以让这些老先生招博士生？博士生就可以给他们兼助手。所以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商议，冯先生就成了博士生导师，招来了博士生张跃。张跃主要是去图书馆帮冯先生查阅资料，因为当时冯先生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冯先生凭记忆告诉他，查什么书，里面的哪一篇。查回来之后就由第一级助手负责念给他。
我作为助手是负责定期与冯先生谈话的，当冯先生想要写个什么文章，先跟我谈这个文章要怎么写，看我有什么意见。写好之后初稿也先交给我，让我先看，做一些修改与建议之后还给冯先生，再和冯先生谈一谈。我的意见有的他就看看，有的他也接受。因为冯先生眼睛看不见，所以一般我进书房后都是冯先生的助手大声说：“陈来先生来了。”冯先生就会说：“啊，陈来来了。”（河南口音——整理者注）
和冯先生谈话对我来说就是学习，因为我那时候北大博士生毕业，在哲学界大概我是最早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但也还是年轻。对我来讲，就是通过哲学途径跟冯先生学习，看一个哲学家怎么工作，怎么做研究，怎么思考。我的工作就是这个，做了五年，直到冯先生去世。冯先生对我的工作也是十分肯定的。我去的时候就是帮冯先生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主要是五、六、七册。冯先生在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时，一般会说某某帮我看的稿子，某某提了意见，接着就会说，陈来同志也提出很多重要意见。其实，我们提意见也不是从我们的角度提，而是顺着冯先生自己的逻辑，写到某个地方是不是通畅，讲的是不是透彻，要不要补充。我也许会提一两条个人意见，特别是现代中国哲学那一部分，如熊十力、梁漱溟等相关内容，冯先生觉得可以，就会重写。
一年助理到期之后，就变成我和冯先生的私人关系。帮冯先生对我来说其实是学习，看他怎么写文章，怎么修改，看他写的时候提出了哪些基本观念，这些让我收益很大。1988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台湾发表，写我参与冯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写作的过程，了解冯先生晚年的思想状态。这期间走了个“后门”，办了个小事。这个小事对我的人生意义还是挺大的。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让冯先生为我命一个字。古人都是有名有字，出生时父亲为孩子起名，男子的字一般是十八岁之后所起，读书人由老师命字。字是在社会活动中别人用来称呼你的，比如在西南联大，同事们见了冯先生不能直呼其名，那是非常不礼貌的，而称呼冯先生“芝生”，是合乎礼貌的。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有一次我再去，冯先生的助手说，冯先生给你写好了。冯先生给我命了字，叫“又新”，来自《大学》里面“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为什么这么起呢？我这个“来”字，是有讲究的，在《周易》里面这个“来”有未来发展的意思。和“往”是一对，往者不可追，但来者可以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来者是一个不断日新又日新的过程，这也包含冯先生对我个人的一种期待。一共写了两页四百字的小格纸，冯先生口述，由助手记录，用古典文言写出，名为《为陈来博士命字为“又新”说》。古代的大儒如朱子、王阳明的文集中有很多字序、字说，都是为他们弟子命字时所写，冯先生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惯。冯先生去世后，我曾和宗璞先生（冯友兰先生之女——整理者注）说，想把冯先生这篇文字用小楷写出来。宗璞先生说，你可以找个书法家写出来，再盖上冯先生的章。当时我周围并没有认识的书法家，所以未能如愿。六七年前，才在浙江文史馆找到一位做阳明学研究的书法家朋友，请他写完后到宗璞先生那里盖了两枚章，上边一枚，下边一枚。这两枚章是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先生给冯先生刻的那两枚。盖好后，挂在我的办公室一幅，家里一幅。后来冯先生的女婿蔡仲德先生也找冯先生命字，但是那个时候冯先生的精力已经差了很多，结果冯先生给他写了半页纸不到，所以我说我赶上了好时候。
好，我这个致辞说道这里就算说完了，算是给我下面的演讲做个铺垫。（2019年4月8日）
陈来，哲学博士，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52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温州，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著名哲学史家。1976年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地质系毕业。198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同年留系任教。198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师从张岱年先生、冯友兰先生。2012年6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