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它从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开始创立，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宣布废除，总共实行了一千三百余年之久。而中国科举制度的最后两次会试，都是在我们校园这片土地上举行的（当时我们校园是河南贡院所在地）。一次是在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一次是在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之后，科举制度就被废除了。所以我们的校园，就成为中国科举制度的终结地。
科举制度的主要考试是乡试和会试（当然，殿试也很重要）。而这些考试，都是有定期的（恩科除外）。清承明制，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规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殿试以三月。但至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又改为会试三月，殿试四月，遂为永制。乡试在省城举行，会试在都城举行，殿试在宫中举行。
何谓“子午卯酉年”？何谓“辰戌丑未年”？可能有许多人还不太清楚，这里我需要作一简要的解释。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是公历，而在古代中国，则是用干支纪年的。“干”就是“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总称，也叫“十干”。“支”就是“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总称，也叫“十二支”。以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循环相配，可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等六十组，称为“六十花甲子”，用以表示年、月、日、时的次序，周而复始，循环使用。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农历，仍然是以干支纪年的。
以“子午卯酉年乡试”，就是在干支纪年中，凡出现子、午、卯、酉字样之年，即举行乡试。以“辰戌丑未年会试”，就是在干支纪年中，凡出现辰、戌、丑、未字样之年，即举行会试。下面，我以与我们的论题有关的年份为例，来加以说明。根据干支纪年法，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己亥年，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是庚子年，二十七年是辛丑年，二十八年是壬寅年，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是癸卯年，三十年（公元1904年）是甲辰年，三十一年是乙巳年，三十二年是丙午年。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光绪二十六年是庚子年，二十九年是癸卯年，都是在举行乡试之年。光绪二十七年是辛丑年，三十年是甲辰年，都是应举行会试之年。由此也可知，乡试、会试都是每三年举行一次。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提出以下问题：
一、前面说在开封举行的两次会试，一次在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年），一次在光绪三十年（甲辰年），而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年）并非会试之年，为何在这一年举行会试？
二、会试为每三年举行一次，为什么在光绪二十九年、三十年却连续举行？
三、会试的地点是在都城，而清朝时期开封并非首都，为什么最后两次会试都在开封举行？
要回答上述这三个问题，还需要从当时的国内局势谈起。
本来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是辛丑年，应该举行会试。但当是中国却发生了一个重大事变，那就是英、德、法、俄、美、日、意、奥“八国联军”发动了侵华战争。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的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二十一日黎明，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在隆隆的炮声中，由德胜门仓皇出逃。当时慈禧太后穿一蓝布夏衣，装扮成乡间农妇，光绪皇帝也改换了服装。由于事发仓猝，来不及准备交通工具和日用物品，“两宫皆乘道旁骡车，王公内待皆步行”，“卧具皆不及携，是日勺水未入口”，情状十分狼狈。慈禧太后等经怀来、宣化、大同、太原等地一路奔逃，至九月初四日到达西安，才算最后安顿下来。慈禧太后等在西安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公元1901年9月7日），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慈禧太后等才又耀武扬威地起程返回北京。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等车驾发西安，十月二日至开封。在开封住了一个多月。十一月五日离汴渡河北上，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由上可知，当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应该举行会试之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等正在逃难之中，对该年的会试当然也就无暇顾及，也根本没有条件举行。为了弥补辛丑会试未能举行之缺，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诏展会试于癸卯年”，也就是将辛丑科会试推迟到癸卯年（光绪二十九年）举行。这就是癸卯年并非会试之年而举行会试的原因。同时，由于当时北京贡院已毁于战火，所以清政府决定“癸卯会试，权移河南贡院举行”。第二年，也就是光绪三十年（甲辰，公元1904年），乃是例行会试之年。这样，癸卯科和甲辰科的年份，就前后联在一起了。
行文至此，我想前面所提出的那三个问题，应该是可以得到解答了。
癸卯科和甲辰科这两次会试，除了都在河南贡院举行这一特殊情况之外，在考官任命的时间上，也与往届大不相同。按照惯例，考官都是在开始考试的前三天任命的。而且一旦任命之后，当即进行隔离，连家人也不得见面，以防舞弊。具体说，会试要考三场：第一场的时间是三月九日至十一日，第二场是十二日至十四日，第三场是十五日至十七日，这是定制。因此，考官一般都是在三月六日任命。而癸卯科和甲辰科考官的任命，在时间上都要早得多。
先说癸卯科。在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的二月初一，也就是在开始考试的一个月前，清政府就任命大学士孙家鼐为会试正考官，兵部堂书徐会沣、刑部尚书荣庆、吏部右侍郎张英麟为副考官。乍看起来，这似乎不可理解。一反惯例地这么早就加以任命，有这个必要吗？难道就不怕出现舞弊行为？但细思起来，这样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为癸卯科会试的地点不在京城，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开封。由于当时交通条件的局限，从北京至开封，单在路上就要很多天。如当时慈禧太后等由开封回北京，在路上就整整走了二十四天。再加上行前的准备，实际上一个多月的时间并不算太宽裕。上一次会试（戊戌科）的正考官就是孙家鼐，大约事情办得出色，所以这一次又被委以重任。但这次主考，孙家鼐办砸了：策题书写错误。结果当会试结束后，孙家鼐等人都被“交部照例议处。”
甲辰科会试的考官也是提前任命的，不过这次没有再任用孙家鼐等人，而是换了一班新人马。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初六，清政府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裕德为会试正考官，吏部尚书张百熙、都察院左都御史陆润庠、户部右侍郎戴鸿慈为副考官。任命的时间与上述癸卯科相比仅晚五天。
在这里我还想进一步说明，即不仅中国科举制度史上的最后两次会试都是在开封举行的，而且清廷所在地的顺天府的最后两次乡试，也都是在开封举行的。一次在光绪二十八年，一次在光绪二十九年。
前面曾谈到，根据清朝政府的规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也就是说，在每科会试的前一年，各直省都要举行乡试，以选拔参加会试的人才。具体到清朝光绪末年来说，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是庚子年，本该举行乡试。但如前述，在这年的七月间，侵华的八国联军已经攻入了北京城，乡试未能举行。因此，清政府决定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补行庚子乡试。但北京贡院已毁于战火，所以清政府决定顺天乡试也权移河南贡院举行。按照规定，乡试的日期是在八月。但到时顺天要举行乡试，河南也要举行乡试，而河南贡院的号房有限，势难同时并举。于是清廷决定河南乡试给顺天让路，即顺天乡试正期于八月间举行，而河南乡试则展期到十月举行。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是癸卯年，亦为乡试之年。在这一年中，河南贡院最为忙碌。前面已谈到，辛丑科会试要于这年三月在河南贡院补行。而八月和十月，又要迎来顺天和河南的乡试。一个贡院，一年三试，这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恐怕是仅有的。
因为要推行学校教育，清朝政府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宣布，自丙午年（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为始，停止乡试、会试。这样，在中国封建社会推行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就寿终正寝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封建科举制度行将就木之际，河南贡院扮演了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在清光绪二十八至三十年间（公元1902年至1904年），短短的三年之中，在河南贡院就集中上演了四次乡试，两次会试。一时间，河南贡院成为中国科举制度表演的精彩舞台，同时也使我们校园这片土地成为中国科举制度的终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