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家花园平江路在苏州城里的位置与惠济河街在开封城里的位置相当，都处于旧城的东北一隅，都是临河的小街，都有着古老的历史。只是平江路一带似乎从宋代以来其地理形貌就没有太大的变化，城墙还是那时的城墙，河道还是那时的河道，石桥还是那时的石桥，甚至路边的一口水井，虽然追溯不到元祐和建炎，青石井圈上依然还留有咸丰或光绪的年号，惠济河街却早已江山易代，换上了高楼马路的现代新妆。我刚到苏州的时候，平江路还是一片冷清，随着现代人怀旧情绪的日渐浓郁，如今的平江路却成了苏州市旅游的一块品牌，中外游客熙熙攘攘，成了寸土寸金的路段。我极少写诗，对着平江路却诗兴大发，写过一首不甚规整的七律：“秋桂飘香平江游，云走青天水自流。歌伴暮霭散幽巷，风送塞雁上高楼。读史梦断顾家院，吟诗醉卧唐氏洲。最忆娄葑池畔草，杨柳难系一片愁。”诗中写的“顾家院”，就是位于平江路西侧顾家花园的顾颉刚故居。
去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与张平陪着来苏州的王先霈夫妇游览平江路。白日的暑气已渐渐消褪，清凉随着夜风从石板路上泛起，枕河人家的窗口投递出黄灿灿的灯光，路侧河面上劳碌一天的船娘就要收工，咿呀的桨噜声也带出几分疲倦。我们一行漫步走过大约三四座形制不一的高桥、矮桥后，竟走进一条十分窄逼的小巷，巷宽不过三尺，昏黄的路灯下那粉壁黛瓦，也披上一层朦胧迷离的面纱。杂沓的脚步声引起院墙里面几声狗吠，似乎是那种宠物小犬，吠声里也带有几分吴地的“软语”。从住户家的门牌上依稀看出我们置身的这条小巷就通往顾家花园。我对王先霈说，我国现代历史学的创建者之一顾颉刚先生的故居应当就在附近，先霈先生比我更有史癖，于是便逶迤向巷子深处寻去。
这顾家花园位于严格控制的古城保护区，悠长的小巷纵横如迷宫，绕来绕去，几次疑无路径，却在住家的山墙后边又闪出一条小道来。终于，在一处略微开阔的地方看到一座较一般人家远为宽大的门厅，砖雕的门楣上四个古朴的大字“子翼孙谋”，出自《左传》中的“子翼孙谋，子桑有焉”，该是戏剧史家周贻白的手笔。此时天空云开月出，照得路面一片惨白，乌黑的大门里似乎闪现出顾颉刚先生那瘦弱的身躯和无奈的笑容。顾家是苏州有名的书香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曾特地题写“江南第一读书人家”赠之。顾颉刚1893年5月8日出生在这里，在这里，顾颉刚先生度过了他的童年与青少年。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名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而立之年，提出“层累造成中国古史观”的说法，奠定其在历史学界的地位，成为胡适、傅斯年学术阵营中的一员骁将，而与鲁迅交恶，在厦门大学共事期间，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在鲁迅笔下，顾颉刚成了“浅薄”、“阴险”、“假公济私”的死冤家。
新中国成立后，背上这样一份沉重历史档案的顾颉刚自然时运不济，而这时的顾颉刚既放不下自己一生钟情的学术事业，又担心不能为新的政权所容，甚至生计也难以维持。他在1950年8月5日致刘节的信中写道：“我辈在今日故不合时宜，然百年之后，时代骄儿都尽，学术界中所纪念者匪异人任矣，百年清末有俞、孙，民初有章、王，已将清代学术引到做结论的地步，而政治潮流，来势过猛，炫人眼目，失其正常，遂将此应获得之收成放下，我辈如能排万难而为之，则累累硕果皆在掌握中矣。唯士生今日，生活负担过重，不知终能容我辈为之否耳。”
但没过多久，顾颉刚便被任命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从此，不但有了稳定的公职，生活上也有了相对的保障。据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回忆：“父亲此事缘于赵纪彬之举荐。赵氏抗战前在通俗读物编刊社工作时已是共产党地下党员，这时他和杨向奎在山东大学任职，他们很关心父亲的情况，得知他当时为抚养三个幼儿而生活负担极重，欲助其一臂之力。五六月间，父亲曾以赵纪彬之意做《顾颉刚自传》，将数十年经历写出，以图政府的了解……此次文管会之聘，由赵氏向华东教育部副部长唐守愚言之，唐氏又与文管会领导商量而成。”（见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第2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顾颉刚本人还在日记中郑重写道：“此事酝酿三星期余，幸而得成，不至因饿而死，此纪彬之功也。”
赵纪彬（1905+-1982），哲学史家，曾就读于北大哲学系，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末任开封师范学院院长，直到1963年调往中央党校，在开封师院7年之久。待到我考进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时，赵院长已经调离。但我在开封一高读书时，与他的儿子赵明因同学，因此，在进入开封师院前，就知道有一位大哲学家在做院长。我还曾在东大街的二手书店北新书店买过他与侯外庐、杜国痒合著的1957年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卷，日后也常以此为荣耀，那书也还在我的书架上放着，而且补齐了全套6册。顺便说一句，那时的院长助理是钱天起、冯蕴言。冯蕴言后来到郑州大学做了副校长，我由郑州铁路师范学校到郑州大学，还是冯先生从中牵的线。
在顾潮的回忆录中读到这段文字时，我很受感动，文人相惜实在难得，援手于朋友困顿之时，更有古风遗韵。从青年时代起，赵与顾走的并非一条道，赵始终是自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指导自己从事革命斗争与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顾则是一个埋头书斋的自由主义学者，以当时的政治标准衡量，顾还是一个不革命乃至“思想反动”的旧文人。以当时的形势，胜利者为了抒发自己的欢畅，往往会给失势者再增加一些难堪，就像郭沫若对待沈从文那样。相比之下，赵纪彬的做法更加值得让人尊敬。
令人惆怅的是，赵纪彬先生的人生道路也远不平坦，甚至比之顾颉刚更具悲剧色彩。
赵纪彬晚清末年出生于内黄县一个耕读世家，青年时代就向往进步，追求革命，中学时代闹学潮被开除，21岁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2岁任中共濮阳中心县委宣传部长，组织地方武装红枪会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在以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多次被捕、坐牢，脱党、入党，做官、丢官，教书、从政……作为中共第一代资深革命家，建国后的最终职位也就是开封师院院长，不能说是一个成功者。讲治学，应该说他既具备聪慧的天赋、又拥有丰厚的功底，是中共党内并不多见的学问家、理论家。李希凡是他的妹夫，曾在回忆文章中说他年轻时寄住在赵纪彬家，“姐夫赵纪彬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他那时正在写作，又是论述先秦诸子百家的《中国思想通史》、《论语新探》、《中国古代儒家哲学思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后来李希凡在“红学”领域一炮打响、红遍中国，也应与赵纪彬的教诲、提携不无关系。赵纪彬的著述，很早就还曾引起最高统帅毛泽东的注意，他的一些关于先秦哲学与孔子学说的文章，毛泽东不但认真读过，而且赞其有新意，并批示给康生等人阅读。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学术生涯与最高政治权力贴得太近，“文革”中，他的《孔子诛少正卯考》一书在“批林批孔”的险峰恶浪中被隆重推出，成为“四人帮”从事阴谋活动的道具。据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中回忆，1973年秋，有一天他接到通知去清华大学开会，会议由迟群、谢静宜主持，说是要组织力量“批林批孔”，成立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当时谢静宜就拿了一本赵纪彬的《孔子诛少正卯考》给众人展示，并对冯友兰说：“江青要你看看。不久还要找你谈谈。”于是，继赵纪彬之后，冯友兰也被江青拉下浑水，加入“四人帮”亲信们领导的写作班子，稀里糊涂地转向“批林批孔”。1976年“四人帮”垮台，政治风向逆转，赵纪彬被列为审查对象，失去自由，生活再度陷入困窘。直到多年后经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过问，他才又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这一职务。我想象不出，在赵纪彬的一生中究竟经历了多少次这样那样的“政治审查”，如果没有这些“审查”，得以安心治学，那么他的学术贡献决不至于今天这些。
偕王先霈夫妇离开顾家老宅，由我在前面引导，再往北走不远，是顾家花园附近的另一条小巷“大新桥巷”，此巷面河，地势较为开阔明朗，巷子中间有一处并不显眼的民宅，墙上钉有一块木牌，这里就是著名文论家郭绍虞先生（1893-1984）的故居。据说先前倒是一座有照壁、回廊、花厅、天井、花坛的精致建筑，现在已经是大杂院了。1921年郭绍虞曾由顾颉刚推荐，任福州协和大学国文系教授，从此走上了大学讲台。为了生计，后来还曾在包括河南大学在内的多所大学兼课，在河大授课的情境，赵以文先生的回忆文章中有着细致的描述。
这篇短文中讲到的冯友兰、赵纪彬、郭绍虞三位先生，都曾经在开封铁塔下面的河南大学任教，并且都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相继过世，令人怀念。而我与王先霈则基本上是在这些前辈过世后走上治学道路的。我们像他们一样，也教书，也写文章。回头看去，所谓“薪尽火传”，光有“薪”，也还不行。如果时代与社会的风雨太多、风浪太急、风沙太大，尽管好柴，也难以尽燃。况且我们这一代学人与先贤们相比，即使不是朽木，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好柴。
走出顾家花园，回到平江路，月亮照在光洁的石子路面上，照在静静流淌的溪流中，路与河都显得波光粼粼。逝者如斯夫。我与先霈先生一路无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