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我与河大60年”，文章标题不无张扬之嫌。就是从我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那年算起，至今也不过40多年，况且，毕业后我就离开母校，海南、江南，渐行渐远了。在河南大学学习、生活的时间，满打满算不过6年（其中包括“文革”期间推迟毕业）。这是一种算法。
但还有一种计算的方法，那就是我与河南大学这座百年老校的关系，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无论是从物理的尺度还是心理的尺度，都可以追溯到60年以上。由于天设地造的这种关联，“河大”在我的生命中成了一个魂牵梦绕的幻影，成了一条维系我与故乡童年、读书治学毕生牵挂的心灵纽带。
既然自诩为60年，那么就必须容我从根到梢细细道来了。
我们家开封的老宅，在曹门关城墙里的十二祖庙街。小街的西口有一条河，叫惠济河。沿河北去，过一座木桥，再过一座木桥，然后是一座砖桥，待到了下一座砖桥，往右手转去，就是河南大学的校门了，总共也就1里多路。
《河南大学校史》中记载：1948年6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攻克中原地区的第一个省会城市———开封，河南大学著名教授嵇文甫、王毅斋、李俊甫、罗绳武及著名诗人苏金伞带领部分学生投奔解放区，受到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礼遇。1950年3月，开封解放不到两年，新成立的中共河南省委与河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决定恢复“河南大学”校名，重建后的河南大学调整为“文教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行政学院”4个学院，在校学生1800人，教职工500余人。这一年我大约四岁，和邻院的孩子们爬在小街的路边玩沙子，两个穿军装的士兵走过来，手里拿了一把从城墙外沙丘上采来的“茅茅根儿”（即茅草的嫩蕊，吃起来一股甜甜的清香）友好地递给我。我有些怯生生的，但还是接过来了。士兵们笑着走开，大人们说，那是解放军。
头天晚间，奶奶搂着我，听前来串门的麻大娘讲“新闻”，说国民党潜伏的特工在北桥头开枪打死了什么人。幽幽的煤油灯下，那压低的嗓门显得格外瘆人，我在莫名的恐怖中渐渐入睡。
拂晓，我被一阵整齐、凝重的脚步声惊醒，唰……唰……唰……唰……，震得窗棂直颤。看看窗纸，夜色未退，但已蒙蒙发白。我惊异地问奶奶是什么声音，奶奶说，那是河大的学生在跑操。以后，差不多每天的拂晓，都可以听到这齐刷刷、沉甸甸的脚步声。这大约也正是王蒙在他的长篇小说《春青万岁》中描绘的时代，当这位后来的大作家从他火热的胸膛中进发出“青春，万岁！”的呼喊时，我还只是蜷伏在被窝里，懵懵懂懂地倾听着人家青春的脚步声。
由于家住河南大学不远，所以父亲在前后三五条街有不少朋友，多是些车夫、裁缝、木匠、泥水匠和做小买卖的，自然攀不上河大的教授，甚至也沾不上河大的学生。然而，河南大学校园里的一些信息还是能够透过围墙传到我们的小街上。比如，小街西口木板房里的王荣贵伯伯说，解放军进驻了河大校园，在苏州的教授们回来了，保卫科的人穿着便衣，却扛着长长的步枪。这小道消息，是王伯伯是从河大的花匠那里听说的，因为王伯伯喜欢种花养鸟，与河大的花匠们多有交往。
以上算是60年的开端。
今年，海峡两岸流行一部畅销书，叫作《巨流河》，书的作者是年过八旬的台湾著名女学者、被白先勇誉为“台湾文学守护天使”的齐邦媛先生。书中有一节文字的标题为“哺育者戈福江先生”。这位戈福江先生就是当年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第8届毕业生，1946年来到台湾农林处任职，为联合国山坡地畜牧发展计划的台方代表，是台湾畜牧产业的创始人，为当年台湾度过经济困难时期做出过卓越贡献。戈福江生于1913年，1981年侨居美国加州时去世。他具有北方人的爽朗、仗义，是“台湾河南大学校友会”的发起人、第一届会长，被齐邦媛视为大兄长。齐先生在她的这部书中写道：“我一生以分享他的理想且见证其理想的实现为荣！”
1995年11月，齐邦媛先生应邀来到山东威海与王蒙先生共同主持“人与大自然———环境文学研讨会”，这是一次两岸作家、学者围绕“生态文学”展开讨论的盛会。我有幸与会，分组讨论时就坐在齐先生身边。她是朱光潜先生的嫡亲弟子，又与钱宾四先生有私淑之缘，中西学问功底俱佳。记得她对大陆推广的简化汉字深表不满，甚至有些深恶痛绝：把“廠”写成“厂”，“葉”写成“叶”，还像是字吗！遗憾的是，那时我还不知道我的河南大学学长中有这位戈福江，不然，就又多了一个话题，可以和齐邦媛先生聊一聊她的这位“大兄长”了。
从“开封的解放军”到“齐邦媛的《巨流河》”，已不止60年。这两件事，事情不大，看似无甚关联，却或许可以佐证我的这部散文的命名，并非虚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