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老苏金伞（一）
今年一月九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一场讲座，邀我演讲，讲陶渊明。散场后，顺便参观馆内的新中国文学60年展览，由馆内三位志愿者热情陪伴。一块块精心设计的展板上，作家、诗人、评论家直如星河灿烂，我想起苏老苏金伞。问三位志愿者，竟都不知有这位诗人。最终在一块标示“乡土文学”的版面上，寻到了关于苏金伞的肖像，那张在我记忆中时时浮现的豫东老农般的面孔。
苏老去世不过20年，就已经在中国当下的文学界淡出，我不禁感到一片苍凉。不过，即使中华民族的首席诗人陶渊明，在这文字一再被边缘化的时代，不也已经淡之又淡了吗？何况苏金伞，更何况“河南的”苏金伞！
然而，苏金伞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位分量凝重、独树一帜的诗人，一位真正的诗人，一位纯粹的诗人，一位为诗歌而生、用生命写诗的诗人。这并非我这个后生晚辈的妄评，而是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诗人一致的评价。
还是在苏金伞活着的时候，诗人牛汉说他想起苏金伞，就忍不住老泪纵横。他说苏金伞的人和诗歌的最大特色是自然和清白，他与大地和农民是不可分的血亲。这种气质与诗歌的高度统一，在中国诗人中是罕见的。他质朴的情趣如艾青，他的诚挚与高洁亦如法国伟大的作家纪德。
诗人兼诗评家谢冕在读了他的《埋葬了的爱情》一诗后，赞誉为“古今第一等文字”，“率性而发”，“发自童心”，“浑朴天成之中凝聚了诗人毕生的艺术经验”。
诗人周良沛说，他在台湾时，亲眼看到许多诗名很大的诗人，至今很珍贵地保存着年轻时苏金伞诗歌的手抄本。可以佐证的是，八十年代后期海峡两岸刚刚开放时，台湾诗人痖弦回大陆省亲，苏金伞到机场迎接，由于两人从未谋面，“接头”时的“信物”，就是痖弦随身携带的苏金伞早年的一本诗集《窗外》，那还是当年痖弦随国军败退台湾仓惶之际买下的。
苏老苏金伞出生于1906年，整整比我年长40岁。不久前我在网上查阅关于河南文坛的资料，偶然发现一位作家回忆苏老的文章，其中提到苏老说过，在河南文坛他是把怀让、广举（孙荪）以及我当儿子看的。看到这里，我忍不住泪流满面。苏老没有儿子，只有五位女儿，对于河南文坛上当年的几位“新秀”，他总是流露出慈父般的亲情。而我当时却忙着自己的事，很少到老人那里去，如今后悔已晚矣。
苏金伞自上世纪20年代发表诗作，30年代已在文坛负有盛名。我与老人的接触只能是80年代以后了，具体说来是苏老发表在1980年的一首诗：《寻找》，寻找的是他在古城开封流逝的岁月，这一下子就引起我的强烈共鸣。苏老与我都算是豫东人。我出生在开封，老人出生在睢县，但他已经把开封看做他的故乡。他有一篇题为《开封是我的故乡》的散文，文章开头就说：“开封也是我的故乡。我住在开封，比住在家乡的时间长，我熟悉开封，就像熟悉我的村庄一样，我怀念开封，就像怀念我的家乡一样。”文章中写到的铁塔、繁塔、龙亭湖、相国寺、柳园口、朱仙镇也都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在另一篇题为《何时重回开封》的文章中，他更深情地写道：“一提起开封，我就沉浸在往事的溶液之中，难以自拔。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苦辣酸甜都有，但已融合在一起，加以蒸发升华，只剩下甜蜜。”“开封，我太熟悉了，我闭着眼睛也能知道走到那条街上了，连开封的大风沙也觉得是美好的。”老人晚年还有一个愿望，盼着能“告老还乡，定居开封”，终究未能如愿。
对于开封，我与苏老更多了一份因缘，是因为他曾在开封一高教过书，作家师陀曾是他教过的学生。我到一高读书，已是苏老离开那里30年后的事了。但更深一层的，却是由于河南大学。苏老教书时间最长的，是在河南大学。第一次，从1939年到1943年；第二次，从1945年到1948年，前后约十年。他说，两次在河南大学教书时期，是他诗歌创作的最旺盛时期，诗艺也渐渐走向精湛，先后出版诗集《地层下》、《窗外》，并结识了牛汉、萧乾、艾青、曹禺、臧克家、姚雪垠等诗人作家。苏老在回忆文章中还曾写道，抗战胜利后，他第二次回到河大教书。当时，开封作为河南省的省会，也正是文人荟萃，文坛兴旺的时期。他在河大创办了文学刊物《春潮》，河南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于赓虞、万曼以及刘溶池都曾参与这些文学活动。于赓虞先生因长期受极“左”政治路线的折磨，不幸于1963年早逝。万曼先生，我曾有幸听他讲诗歌理论，至于刘溶池先生，我不但听过他的课，而且在1965年的“社教”运动中，还和他一块生活一段时间，在此后的文章中我还会写到他。而这时，也许正是苏金伞在他河大的寓舍中构思他的诗作《台阶上》的时候，我在与河南大学隔水相望的那条小街上才刚刚出生。待到1963年我考上河南大学，十号楼后边的操场上，也许还留有当年作为体育教师的苏金伞留下的身影，不过这时他已历经“右派”、“摘帽右派”，以待罪之身蛰伏在郑州省文联的大院里了。直到新时期到来，我与这位河南大学的前辈师长、卓有成就的前辈诗人才有缘结识。
我自认为我也算是一个崇尚诗歌的人，对诗人从来不乏敬意，但自己却缺乏诗思，更缺少诗艺、诗技，所以一生中几乎从不写诗。80年代中期，《诗刊》的吴家瑾老师约我写一篇关于诗歌的评论，我努着劲儿写了一篇《诗与人俱在》的随笔，很快就在1986年的《诗刊》第二期发表。这篇颇有些不伦不类的东西，竟受到苏老的关注，他在随后写给我的信中说：“你这篇文章我看了三遍……初看一遍，觉得有些摸不清脉络，但看过数遍之后，你的论点是很清楚的。”老人在信中夸我的文章写得好，说我“用诗的语言，诗的意境写论诗的文章，富有暗示性，耐人寻味”。同时也指出我的文章的不足，指出真正的好诗不仅仅是有“形式”，有“意味”，还有高于此的“风骨”与“神髓”，有“骨”才能有“风”，有“髓”才能有“神”，那也是他自己一生的创作体会。信的最后，老人说：“有时间我想跟你一块探讨这些问题。”我收信后即刻给老人写了回信，大约也就是从这封信后，我与苏老有了更直接的接触。这一年，苏老80岁，我40岁。（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