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天，我到了河南大学。不是去上学，而是去教体育。那时河南大学迁在嵩县潭头镇。这是一个小小的土寨，周围尽是崇山峻岭，土寨外面有三五里地的小平原。同学们就分住在附近的小村子里，教授职工们大多住在寨内。地方乡绅很是照顾，腾出了不少院落供教授们安家。教室则设在寨墙北面一个庙宇里，原来是个小学，图书馆也设在那里。
到河南大学，对我的写作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时我33岁了，已是“人到中年”。
未到河南大学以前，我已发表了一些新诗。较多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在全国性的大刊物上如《现代》《文学》《新诗》《七月》等也发表了一些，但数量并不多。
回想起来，到河大以前算是我的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
我是1929年从“开封第一模范监狱”出来，在失业中迎来了20世纪30年代第一春的。《出狱》一诗，写的是实际情况、真实感受，发表在1932年的《现代》文学月刊上，这是当时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而《出狱》是我发表在大刊物上的第一首诗。这首诗形式比较自由，感情比较真挚，基本上显示出了我的诗的朴素风格。
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空气较为松动，我的感情也激发起来了。发表在《七月》上的《我们不能逃走》，态度就明朗多了。
但接着就从开封逃出来，带着家小辗转了几个地方，生活不安定心情也慌乱。看不到外面的刊物，如处绝境。有两年几乎要和文艺绝缘了。
一到河南大学，环境心情都突然大变。潭头虽然也处在深山之中，但有一个大学在，究竟不同了。
一个大学，等于一个社会。大学生中，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有，但我接触到的同学以进步学生较多。有些学生，是抗战开始时参加过救亡运动、这时又回来继续上大学的。有些同学在高中读书时，就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这些同学，经常到我屋子里玩。还有进步教授，朝夕相处，成为知心。
河南大学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中外书籍都很丰富，可以借到我想看的书。同学们也订了各种文学期刊，重庆的、桂林的、昆明的刊物都有，他们主动拿给我看。
河大也出有壁报，常约我写点稿子。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到河大后，思想开阔多了，感情激荡起来了，创作兴趣恢复起来了，而且更加高涨了。
所以我到河南大学后．可以说是进入了另一个创作阶段。如果20世纪30年代算是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就是第二阶段。
20世纪30年代以打球为主，写诗是“搞副业”；20世纪40年代是以诗创作为主，打球成了谋生的手段；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完全弃武就文。
第二阶段的特点是：在诗的内容上更加接触了现实，思想上更加靠近了党，诗的形式上更加解放，更加自由了。这一时期我喜欢艾青的诗，难免也受他的影响。诗，不押韵脚，不讲求音乐性，节奏不要求整齐一致。主要是从诗的内容出发。这时我更加有意地向朴素方面努力。我甚至主张不要形容词。
在河南大学的几年，我写了不少诗，发表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地刊物上。在我的集子里有一些比较好的诗，就是这个时期写的。如《斑鸠》：
叱咤一声／呼开了冬的闸门，／千万条河流／一齐拥进……／埋在泥土里的陈雷／也该繁殖出成群的乳雷了。／于是先呼来一阵烟雨／松一松土壤，／然后高呼一声，呼呼噜噜／一下子都滚出来了。
这是可以说明我这时的心情的。
这个时期的诗，较之20世纪30年代，显然有变化，有进展，境界也高了。1943年，嵇文甫、王毅斋、李俊甫等著名教授和一些同学被捕。我也被解聘，离开了河南大学。几经辗转，到日本投降后河大迁回开封，我又回去教书，直到1948年进入解放区为止。
因此，我在河南大学前前后后将近十年光景。这十年可以说是用诗作战的十年。尤其是1946年以后，反对国民党的情绪极为强烈，共产党提出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成为我写诗的主要内容。但我不喊口号，不叫骂，所以1946年《大公报》介绍我们编的刊物《春潮》时，说我的诗“讽刺深刻而又得体，当世无第二人”。
说我当时的诗，讽刺深刻得体，这我也承认，但说当世无第二人，那太过誉了。但这位作者的意思，也不过指的是当时那一阵子。因为那一阵子，我连续发了不少这类的诗，而《控诉太阳》尤为突出。这一首诗是悼念闻一多的。写于闻一多先生被刺后三日。诗的最后两节中有这样的句子：
哎哎，霪雨的昆明，
霪雨的中国呵!
谁叫你带来与黑夜不分
而又同样可怖的白天哪!
……
（节选自《苏金伞诗文集·我和新诗》，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题目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