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大美文

根基

作者:孙荪 来源:原创 已访问:责任编辑:刘旭阳

我真正痴迷于读书和文学,是到河南大学上学以后。河南大学之所以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占有重要位置,主要原因在这里。我在河南大学前后共13个年头。1961年秋季进校:先是四年学生;1965年夏天毕业留校,直到1974年年初调到省委机关,我做了八九年教师和干部。刚好从18岁到31岁,正是人生风华正茂的一段时光。

我进校的时候,河南大学的名声已经是十分的“式微”,几经调整、分拆、改名,叫做开封师范学院,那个校徽成了历史上最缺乏光彩的一个牌牌。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开始犹豫要不要去上。但是,我的中学老师劝我:不要管它叫什么名字,它的底子是老河南大学,一所老学校,藏书丰富,根基深厚的教授不少,是个读书的地方。这后一句话特别打动了我,除了生存的具体策略比如“上师范国家供给吃饭”的考虑,我到开封师范学院去的最大冲动,就是到那个“读书的地方”去,先不论北大南大。

进校以后,我发现没有找错地方。

20世纪60年代初,经历过3年“大跃进”狂热的中国冷静了下来。于是,从1961年、1962年,直到1963年,学校酝酿出日渐浓厚的读书空气。像这样连续3年——也就是3年以读书教学为中心,在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教育史上,还不多见。

我实在有幸,在这一段时间读大学。

从大一到大三,当时提倡老教师到教学第一线,我有机会在课堂上聆听许多教授的教诲。时间已经过去40年,今天想来,他们的风采依然历历在目,许多话语依然言犹在耳。

中国古代文学自然是中文系的强项。李嘉言先生讲解《楚辞》,旁征博引而又归结到一字一句,一字一句几乎就是一部文字史、家族史,诗人个人一生的奋斗史、情感史与心灵史。讲解者不仅对作品的内涵意蕴乃至产生背景烂熟于胸,对诸家见解也如数家珍,更可贵者在许多重要关节之处,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原来他早已是国内有名的楚辞专家。高文先生是善于“煽情”的讲解家。我记得他讲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由“漫卷诗书喜欲狂”一句宕开,联系到抗日战争八年乱离,亲人不通音信,生死不知,这时候对杜甫的诗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感受特别亲切而且深切;而一旦胜利,那种大喜狂喜使很多人涕泪滂沱。高先生说的是杜甫“喜欲狂”,竟禁不住自己声泪俱下。王梦隐先生则是另类的清淡风格,他从不旁征博引,只在教材的范围内串讲,也不煽情,只是在这里那里点一下,画一下,让你听到知识小河潺潺的流水声。他讲南北朝民歌,说游牧民族的歌咏总是带有游牧民族的特点,比如《敕勒川》,他轻轻地读了一遍,并不讲解,只是说“你听: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啊,够了,实在是不用多讲了,听者已经被带入诗歌的意境。王宽行先生那时还是讲师,但他讲起课来,是一副学问家兼雄辩家的姿态,一篇《桃花源记》,安排只有一个学时,至多也只能占两个学时。他几乎一口气讲了七个学时,他用大量时间梳理中国古代文人对理想世界的思考和求索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课的学科体系那时还不完备,任访秋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独立写出了新文学史的前20年,可以说已成一家之言。但任先生似乎不大注意写讲义与讲课二者之区别,他只是用心地宣讲讲义,不去关注学生的情绪,也不大注意讲课的艺术。但他的助手年轻的讲师刘增杰先生就以颇有气势和弹性感的语言,畅快地传达出他的见解,为同学们所喜欢。

像刘增杰这样的受到学生欢迎的年轻讲师,还有教文艺理论的何望贤先生和教写作的周鸿俊先生。何是汪洋恣肆派,周是技巧派。都有自己的真正的“货色”给学生。

我差不多是自觉地在做一个“书呆子”。我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的革命家拉赫默托夫作为偶像,在学习上近乎“残酷地”要求自己,决不为读书以外的事情,“荒废”任何宝贵的时光,尽最大努力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课堂上,我是一个好学生,精力十分集中,力争把老师讲的好东西抓到手。在一天24小时中,除了上课和6小时左右的睡眠以外,一切课余时间,几乎都围绕读书安排有详细具体的计划。

比如我在大一的计划:

早晨,5时左右(因为没有手表,不能定死时间)起床,冷水擦洗全身后在大操场跑3圈(1000米左右)。跑步时默诵古典作品一段或一首。这时候,学校的起床号响。回到宿舍或教室,读理论著作近l小时,至7时吃早饭,去饭厅来回路上,复诵早晨刚刚背会的那一段或一首古典作品。

早饭后,抓紧15分钟时间预习当天头一堂要讲的功课,以后每课间都要抽5到10分钟预习下堂功课。

下课回来路上,以回忆法去复习当日功课。下午,完全用来课外阅读。不在宿舍,因为宿舍容易有人说话,到图书馆或教室,那里安静。

晚饭后,长距离散步,回忆当日所有功课,尤其是需要死记的内容,以求巩固。继续在图书馆或教室晚自习。先做作业,完成后读小说,记日记。23时40分回宿舍(教室24时前关灯)。此时,大家已睡,无须再说闲话,浪费时间。

这些计划实行的结果:我的三条阅读线,按计划顺利向前延伸。

一条是中国古代典籍线。

我没能全部背下读过的东西。但背过《诗经》的“国风”大部分,《论语》的全部,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的若干代表性作品,汉大赋和魏晋南北朝小赋若干篇,唐诗、宋诗各百首,宋词若干篇……同时,按照“不动笔墨不读书”的格言要求,写作一部分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到了大三,我的读书计划只进行到宋代,往后,就被停课参加“四清”运动一年所中断。在“文革”和其后在省委机关工作的日子里,我一直想法补上后来的断裂,但不能够。只能读过,再也不可能背下来了。原来背过的,也在中断十年八年以后,连不起来了。

一条是中外小说线。

中国古典小说的几大名著,自不必说;现代的自五四作家读起,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10部长篇小说,和郭沫若、艾青、郭小川、贺敬之等的诗歌;外国的主要读了俄苏大作家的代表作,法国的、英国的、西班牙的代表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以及苏联20世纪60年代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这种阅读,特别耗费时间,后来回想起来,也只有大学时代,才有那么多可供挥霍的时间。只是由于当时总是吃不饱饭,这种挥霍受到了限制。虽然中国古人说“《汉书》可以下酒”,读好书可以忘饥,但是,肚子叫着的时候,往往是读不下去的。我的办法是书包里带一个黑面窝窝头,等到夜里10点钟以后吃下去,可以读到接近子夜。

第三条线是理论著作线。

我进校时就有一个朦朦胧胧的念头,本科读完再考文艺理论研究生。于是,对理论著作的阅读,是格外用心的。从大一起就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开始不容易进入,就读他们的传记,逐步进入。当然还有《毛泽东选集》,以及有关毛泽东的传记。同时,又从西方古典文论读起,苏格拉底、柏拉图、狄德罗、莱辛等。中国古典文论也提上了读书日程。除了先秦诸子的有关语录外,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我当时也是基本上可以背下来的。

上面所举的书目,我不能说都读完了,更不是都懂了,但他们的著作使我看见了大山大海的气象,那种高山仰止的感觉更加激发了我的读书激情和从事写作的欲望。记得大三上学期的一篇日记写过这样的话:“60年代的书桌是我们的,70年代的文坛是我们的。”

这当然是有些癫狂的话。那时还不知道十年的时间能够读多少书,后来才知道,对于一个作家或者批评家,学生时代的读书只是读的ABC,是十分不够的。但有这三年的读书垫底,基本上奠定了我从事文学事业的信念和信心,养成了读书的习惯,终生都没有改变。

我为何说只读了三年书?因为大三时候的1963年,已经让大学生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停课两个月。从此时起,阶级斗争日渐高涨,对资产阶级特别是修正主义的批判逐步升级。对于大学生课外阅读(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则是“课内”阅读)已经进行调查和干预。我作为院团委委员参与了一项调查,最终的结论即是阅读18、19世纪外国文艺作品和中国的《红楼梦》等,使学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爱情至上、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等问题大量出现,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巨大障碍。接着,l964年我上大四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路线指导下,大学开始重新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这一年有9个月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课完全停了。随后的教学计划,可以随意取消;我的读书计划,也被打破;草草毕业后的第三天,就打起背包下农村继续搞“四清”去了。一去就是一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又从农村回到学校参加“革命”,一搞竟是十年。

我是个对自己各方面要求很严谨的学生,除了学习好,一直是重要学生干部,学院团委会委员;表扬优秀学生时,曾在全院位列榜者;新生入学时,让我给他们介绍学习经验;从大一时即是党员发展对象,但是,直到大四,我仍然没能入党。“文革”开始时,有大字报说我是“白专”道路的代表,这里大概就是沿用通用的逻辑,因为我是一个刻苦读书而成绩又好的学生。

现在回忆这一切,自然完全不是出于抱怨,相反,我后来经常反省和自责:我的读书计划没有坚持下来啊!我的知识体系是不系统的啊!知识结构是松散的,不是有机的啊!在发育的关键时期,营养不良啊!像萝卜一样,中间“糠”啊!我在“文革”中间和以后,利用各种别人不在意的时间和空隙,去补上阅读中断留下的遗憾,并且一直保持阅读的习惯,就是为了通过读书不断地充实自己,提升自己,乃至完善自己。

我愿意说出我的一个隐秘:从20世纪70年代末离开省委机关,到社会科学院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特别是业余写作散文,常常把我的思绪带回童年少年等人生的各个阶段,自然而然地有许多文章产生。但是,我却一直没有写过大学这一段生活。我多少次想写它,都觉得无从下笔。从我入学的1961年到我离开的1974年,大概正是从提倡读书、鼓励读书、奖励读书,到批判读书、反对读书的一个完整过程。每当想起它,总是百感交集。

我当然知道,这责任并不应当完全由学校来负,时代之责是不可推卸的。为此,我想说:无论什么情况下,特别是在和平年代,让在学校的学生不能好好读书,任何理由都是不正当的。这种历史性的错误,永远不要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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