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读书生活，是于抗日战争中在豫西万山丛中的嵩县潭头镇(今属栾川县)度过的。卢沟桥事变后，迫于日军步步进逼，河南大学告别开封，于1939年夏三迁至于嵩县。
当时河南大学有文、理、农、医四个学院。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被留在嵩县城内，以应接洛阳及豫西一带前来投医的患者。校部及其余三个学院，俱被安置于嵩县最西部的潭头镇。潭头去嵩县城一百华里，嵩县城去洛阳又一百六十华里。时洛阳已成为抗日北方战场的前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在那里，河南省政府也一度迁移在那里。
潭头镇在伊水北岸。潭头的潭，据说即《水经·伊水注》所说的渊源。惟郦道元称“潭浑若沸，亦不测其深浅”早已不见了，只见伊水历百弯千曲由大清沟湍急流出，至此如虎出柙，舒展一下腰肢，煞一煞性子，悠然向东逝去，旧日赴伊水上游栾川(《水经·伊水注》作鸾川)、陶湾等地贩运木材的木客，多泊此歇棹，或于此续筏东下。加之这里又有多种山产亦形成了庄口，久之遂成为群山深处一个颇繁荣的集市。每三、六、九日逢集。惟由于晚清以来兵、匪的骚扰，时商贸已大不如从前。潭头镇在民国初年为防兵、匪而筑起了寨垣，开通了四门，至河南大学迁至时尚完好如故。
潭头南面及东西两侧为伊水及北山来水冲积的鹅卵石沙滩，北面及其两侧为缓慢起伏的岗阜。登高俯视，俨如一只小脚盆。四周星罗棋布了石门、古城、党村、桥上、大王庙及汤营等五六个小山村。
河南大学在潭头除了占用庙宇及小量公产外，绝大多数用房为租赁民房。校部及各院系办公用房，各科实验室用房，教职员集体宿舍及全体学生宿舍，都是这样解决的。教职员带眷属者则自租房舍居住。潭头寨垣南门内有一座关帝庙，被改造为校部，东西二厢房分设教务与训导二处，成为学校的心脏。潭头寨垣北门外向东是一片台地，上有一座全镇最大的庙宇叫做上神庙的，其神像早在1928年冯玉祥主豫时被扒去，遂加以整修用做校园，校园图书馆，三个学院九个学系的大小教室全部设在这里。庙共三进三殿，各有陪房或厢房，形成三个院落。第一进院为校图书馆及阅览室占去。第二、第三进院，除了把一侧厢房作为教师课间休息室外，所余房间仅能辟两座大教室和三个中型教室，是远不足九个学系四十个班级的众多课程使用的。遂于上神庙东另辟地一方，四周合围，各建一排用茅草或麦秆缮成的简易房用做中、小型教室。每个教室中皆备有敷用的以山杂木做成的简易课桌及条凳。四周教室皆内向，中间成一大花圃，由园艺学系管理，栽种时鲜花卉，杂以常青灌木。山中的天分外的蓝，树分外的绿，水分外的清，空气分外新鲜。假若没有逐日通过电波及印刷品涌入的大量中外战场信息，使人极具压抑与激越感，这里倒是一个别有番情趣的好的读书环境。
潭头镇并不大。除东门外市集满是店铺外，寨内仅十字形四条大街及几条小巷。这里河南大学及随校来到潭头的人数，包括教职员眷属，在开封时就为师生服杂役的斋夫、厨夫，于撤离开封时即随同撤出的几家店铺如饭庄、理发店、照相馆等，共约一千六百余人。仅潭头寨内是安置不了的，住宿困难尤大。校方只好把寨内可以租赁到的房子尽先供教职工及家属使用。其次又成片租赁几处宅院，辟为女生宿舍。全部男学生则散居于潭头周围的五个村子中。理学院驻寨西党村，其院系办公室及数理实验室三所、化学实验室三所、生物实验室两所，也全设在这里。农学院驻寨北大王庙村，其院系办公室及附属农场三处，林场、园艺场各一处，农艺实验室及森林实验室各一所，也皆设在这里或其周围地区。三个学院中以文学院学生人数最多，则以届别分别居住在寨西北的桥上、寨西南的古城、寨东南的石门三个村子里。这五个村子中，以大王庙村最大，除农学院全部居此外，尚有文学院数届高年级学生也曾住过这个村子。农村房间一般都是很狭窄的，大的可住三人，小的仅容二人。每人一床一桌。入夜人各备灯光如豆的黄楝子油灯一盏，或读书或做作业。时万籁俱寂，或偶尔隐约传来远处山林里猫头鹰的凄厉叫声，它虽无意而学子们已知，夜已深了。对当时河南各地以至冀、鲁、晋、皖数省流亡学生来说，能到此得一读大学的机会，也是十分不易与珍贵的。凡流亡学生的生活费，全靠领取国家贷金维持。
距石门村不远的伊水对岸，有村子名汤营。那里有温泉从石隙涌出，常年水温在65°～75°之间。河大在其旁修建了一男一女两座浴室，泉水昼夜自行更替。凡河大人皆可不择时日，随时到那里，或尽兴泡个热水澡，或匆忙淋个温水浴。女同学们大都乐此不疲，喜三五成群，结伴往返。“出水芙蓉”是分外可爱的。“争观玉环淋浴回”，也就成为石门村所居少男们的一件赏心悦目事。时人无异议的一代“校花”韩公超，尤令人艳羡与崇拜。无奈与她同届的倜傥不羁又广交游的文史系同学郭海长已捷足先得了。同辈男女在谈起公超时，多不直呼其名字，而是独伸一大拇指。这是模仿旧日习见的哈德门香烟的广告图像，意谓“还是她好!”——此或者也是潭头事里不可失记的一桩趣闻吧!
抗日战争八年中河南大学在潭头五年。可以说这五年是一个相对稳定时期，也是学校离开开封后教学最正规及成效最好的时期。虽然迭经迁徙，但图书及理、农、医各种实验与实习设备尚基本完好。教师于撤离开封时虽流失一部分，但至潭头后又延聘了一部分颇具才华的中年教师。致教学未受到影响，选修课仍开得很充足。仅就在潭头的三个学院来说，一时汇聚的学界翘楚或饱学之士，如教授嵇文甫、张邃青、朱芳圃、段凌辰、陈仲凡、杨震华、陈梓北、王毅斋、关梦觉、王牧罕、邢润雨、熊伯履、郝象吾、孙祥正、李俊甫、李燕亭、徐墨耕、黄屺瞻、霍榘庭、樊映川、傅茂萱、王直青、王鸣岐等，授课皆深受学生欢迎。当时中年教师中的骨干如任访秋、张长弓等，就是这一期间初受聘到河大教书的。很快声誉鹊起，受同学称许，为院系倚重。从总体思想倾向看，当时河大师生坚持抗日，坚持全民团结御侮，坚持民主进步为主流。其学风还是相当开放与民主的，就以对政治尤具敏感性的文学院来说吧，大多数教授具有学术良心，皆能根据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与多元性来客观传授知识，决不曲学阿世以荣身。对有明显的排他性的为国民党右派声嘶力竭喊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在讲台上是迄无一席之地的。嵇文甫讲授的中国哲学、关梦觉等讲授的经济学乃综论诸家说不必说了，即如陈仲凡讲授的文学院全院必修课《哲学概论》与《逻辑学》，亦系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并举，以辩证唯物主义压卷；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并举，以唯物辩证法压卷。就其感情、语态及讲授时数，可明显看出他专注在于后者。
大学时期，相对来说是我潜心读书的最好时期。我读的是文学院文史系。院长初为嵇文甫，系主任为张邃青。文甫先生在1941年10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次年三月被释放后坚辞行政职务，院长与系主任遂由张邃青一肩双挑。文史系设有文与史两个组(专业)，两组的课都开设得比较充足。我在文组，但文史哲难分家，不愿把组与组甚或系与系的疆界划得过分清楚，除必修课外，我每年选修与旁听的课程几乎都将近规定学分的一半。
我敬重每一位站在讲台上或坐在书斋中向我传道、授业与解惑的先生们。从所有先生那里，皆获益匪浅。惟谬承错爱，受到嵇文甫、朱芳圃、段凌辰、任访秋四先生的关注尤多。知遇之感，没齿不泯。这里于四先生也就愿多写几笔。
文甫先生(1895～1963年)名明，豫北汲县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与豫籍另一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时为同班同学且同龄，继而又同返开封教书。1926年冬，文甫先生在开封河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旋受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幸得了肺病，于1928年3月回国。回国后先在开封治疗了一段时间，到北平闲居疗养一段时间，待身体康复，受聘至北京大学任教，又先后在清华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兼课。后于1933年8月再次回开封，任河南大学教授兼文学系主任。综观其平生，对于先秦诸子哲学、宋明理学及17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用力最勤，造诣也最高。同时他又是我国最早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哲学与学术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之一。在潭头时，他的哲学史等课程，每每被排在由上神庙后殿改造的最大的教室中讲授，仍然座无虚席，迟到者向隅为常事。他上课从不带教材，也不携任何参考书籍，掂上一支粉笔，从容走进教室就开讲了。假若你能在课堂上认真做笔记，回过头来再仔细看看，就会发现不仅每个课时都严密衔接，而且他善于用最平实的话，把最纷繁的哲学理念讲得有条不紊，不蔓不枝。其意在言外处，多易发人深省。他讲中国哲学及学术思想的渊源流变时如此，讲《文选》时也如此。我听他讲《专著选读(一)》时，第一堂课仍旧掂一支粉笔来了。既未带课本，大家就权作“开场白”看待。谁知他在讲台站定之后，开口说道：“群经莫重于《尚书》。《盘庚》三篇为《尚书》虞、夏、商三书中较可信篇什，且佶屈聱牙。《尚书》选读拟始于此。”就这样他先介绍了一下盘庚迁都的历史背景及地点上的古今说的差异，而且逐章背诵一过，就逐句讲解了起来。《尚书》中多为几百字或千字上下的短文，对旧日读书人来说背诵尚非难事。而先生讲至战国诸子，如庄周的《齐物论》及《天下篇》，荀况的《非十二子》与《天论》等鸿篇巨制时，亦多一面背诵一面讲解。有时即或带书也不大翻阅。这不能不令人咋舌与由衷叹服。
芳圃先生(1895～1973年)，湖南醴陵人。1912年至1917年夏，相继在长沙长郡中学及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卒业。回乡自修二年。再到长沙，曾短期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文牍，继而转任母校长郡中学国文教师。1926年夏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研究古文字学，乃奠定一生治学之基础。1928年于清华研究院毕业后，辗转于广东中山大学预科、湖南大学国学专修馆、东北大学国文系等处教书，两度应聘为河南大学文史系教授。他一生中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河南流逝的。他第一次到河大教书，是1931年夏至1932年夏，第二次到河大教书，是1938年冬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8年3月。同年3月转为河南省历史研究所的专职研究员，至“十年浩劫”中还乡逝世。芳圃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古文字学及殷墟甲骨学研究专家。早在1933年及1934年即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分别出版了他的《甲骨学文字编》及《甲骨学商史编》二书，颇为中外学界人士称道。前者系囊括群言成书，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后者共分民族、世系、人物、都邑、方国、文化、制度、产业、卜法及附录十编，涉笔甚广，对商民族起源于东方及殷周制度等均有独到见解。他在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殷周文字释丛》，亦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已被翻译成日文。遗著《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由他的助手王珍整理后，已由中州书画社于1982年出版。芳圃先生体态瘦弱，面貌清癯，讲话慢声细语，一生乡音不改。然要言不烦，极富条理性。在潭头时还有一件他的学生们很感兴趣的事，就是知道他为毛泽东的旧识。屡有人于讲课间隙提及此事，要他谈谈他所认识的毛泽东。而他在课堂上是从不说与课程无关的闲话的，因而皆笑而不答，或委婉把话题引开。我在课余一度向他学习甲骨文书法，曾在他书斋听他谈起，他于1919年夏再次到长沙时，原来他读书的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已停办，改为湖南大学筹备处。他就暂借住于该筹备处。时毛泽东等也在那里编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他遂于此时此地认识了毛泽东，继而他做了一段小学教师。时易培基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次年邀他到一师任文牍，聘毛泽东为附属小学主事。他俩又成为同事。虽然时间不长，但由于比邻而居，朝夕相逢，也就愈益熟悉起来。后他到长群中学任教，仍与毛泽东有过从。毛泽东长他二岁。虽别来20年，他谈及毛泽东的才学与事功，仍十分敬重。他不直呼其名，而称毛润之或润之先生。20世纪60年代初他受中华书局邀，到北京去看他《殷周文字释丛》一书校样，是住在他的甲骨学同行胡厚宣研究员那里。当时有传说，他与湖南旧日师友特地去看望了师辈徐特立，并由徐导引与毛泽东曾一晤话旧。惟不知确否。而先生是从不侈谈此类易被人视为有附骥之嫌的事的。我今日又拣起了旧日从先生习过的甲骨文书法，每临池，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如在目前。
凌辰先生(1900～1947年)亦豫北汲县人。在武昌高师就学于黄侃。熟于汉魏六朝诗文，专攻《文选》及《文心雕龙》。时为文史系讲授我国中古前期文学的台柱。他体貌亦清癯，然授课声音洪亮，抑扬顿挫自如，极富感染力。这里我愿谈一下我记忆中刻画最深的两件事。一件事是，他学识渊博，古天文推步之学亦为其素习。他每次开《专著选读(二)》课时，《史记》的《历书》《天官书》是必讲的。人尽知这是冷门学问，鲜有问津者。而他认为这是学文史者必具的基础知识之一，不然对“定之方中”(《诗·庸风》语)、“七月流火”(《诗·豳风》语)等这些简单的天体现象就不易理解。我就是受他的开导才努力学习了古天文与历法的。他讲《天官书》时，白天在课堂讲授，夜晚还欢迎你约见他，对照晴空验证。且四季星空不同，必须一年才能验证一遍。此苦心孤诣的教学精神，可见一斑。我要谈的另一件事，凌辰先生表面看来是一位专心致志于学问不大问政治的人，实则他对当时诸多矛盾与冲突交织在一起的国是与人心向背，自有其睿智的观察。一次他在讲完《历书》之后余有不足半小时的课时，他不拟随即开讲《天官书》，就让大家把书页翻到《六国年表》的序文那里。他高声朗读并着重讲解了这么一段：“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据《集解》引徐广说，此谓京兆杜亳。引文文下着重点为引用者加——栾注)，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朗读与讲解饱含着综论天下大势的气概与激情。听讲者也不禁怦怦心跳。这果真是在讲两千多年前乃至四千年前的历史陈账吗?不是的!全课堂的人都听得出，这是在日本侵略军与国民党右派合奏的反共乐章正一波高过一波时，他对正在进行苦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寄予的莫大敬重与厚望。因而当先生合了《史记》迈出课堂时，学子们竟不禁鼓起掌来。自然也有怀有敌意的。在午间回宿舍的路上，我就听到有人说：“今天段凌辰真乖巧，竟当起算命先生来，表演了一出‘十八孩儿兑上坐’的把戏。”为了先生的安全，我不能不把这话于当晚告诉了他。先生听了我的话，忙紧紧握了我的手，一笑置之。惜先生死得太早，未及见延安的秧歌扭遍整个中国大陆。
访秋先生(1909～2000年)出生于河南南召县一个名叫梁沟的山村里。父亲名尚贤，是一位受到晚清维新思潮影响的相当开明的县学廪生，给他起名叫维焜，字仿樵。访秋是他自署的笔名，随之又给他的长女命名为秋子。虽然人们早已习惯用访秋来称呼他，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成为他注册的正式名字。他活了92岁，经历至为简单，只有读书与教书两个大段落。教书只经历了两个学校，为河南省立洛阳师范及河南大学。1933年夏他在北师大毕业后就到洛师教书。于1935年秋又到北京大学研究院学习一年，通过论文答辩，于1936年秋继续回洛师教书。1940年春受聘至河南大学，直至没世没再接受他聘。他在河大整整60年，可谓为河大竭尽了心力，所树桃李遍两河。就我来说，先生两度做我的老师，在文学创作上是我的启蒙者之一，在文史研究上也是我的启蒙者之一。我在考入河大之前在洛师读书，先生已教我国文。那时的国文教师和今日语文教师相同，是负有指导和批改学生作文的责任的。作文题目大多由教师根据所讲范文指定，有时也让学生自命。记得一次在自命题作文时，我仿日本俳句体写了一组短诗。他批改作文时很高兴，特地遣校工唤我到他家里，逐篇谈了我的短诗优劣，并又介绍了日本新体俳句怎么写。当时洛师亦因日军已陈兵黄河北岸而迁到了卢氏县城西的涧北村。社会活动很少，师生间交往相应增多。自此我成了先生家中的常客，也熟识了马鸿毅师母及尚在幼年的秋子。这是1939年的事。次年春他去了潭头。一年半之后我考入河南大学，又在潭头相逢。这时他把妻女留在南召老家，独自一人住在潭头西街河大教师单身宿舍的小书斋里。听了他讲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仅对我学习中国文学另辟蹊径，也对我写新诗大有帮助。他与时在河大教体育的诗人苏金伞二人的住处，也就成为河大那时几位爱写新诗的人，包括我、刘家骥及林涧(学名张志谦)等常聚首谈诗的去处。当时全国大学开设现代文学史课程的只河南大学(1942年改为国立)一家，因而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在1944年5月列入《前锋丛书》由他的挚友李静之为之出版，也就成为我国第一部现代文学史的专著。比先生小一岁的姚雪垠于抗战末期在迁往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教过书，待胜利后回乡小住期间读到这部书，对先生愈加钦佩。这是雪垠亲口向我讲起的。我进行古代文学研究，最早在河大写的几篇论文，如《孔子删诗辨》《谈王充的文学观》等，都是在先生指导下完稿的。前者并经先生亲手寄往《前锋副镌》发表。因而我方说先生又是我文史研究的启蒙人。先生长我14岁，相识累64年。除去1957年同时蒙难及其后一个时期，交往从未间断。他平生出版的每种著作，必亲笔题署赠我一册。尤足珍者，早已罕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及他1947年元月由开封师友出版社作为“师友甲种丛书之二”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散论》，我尚完好保存着。睹物如见故人。我最为遗憾的事，是先生卧病及临终时，我未得到任何消息，虽郑州至开封只两小时路程，我未能至病榻前一诀与临丧一恸。伤哉!
潭头旧事如云烟般过眼即逝了。忆及它来徒增人无限惆怅与沧桑感。当我欲结束这篇回忆录时，陡然想起苏轼写给他弟弟苏辙的《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中的诗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我不如苏长公如斯通脱，虽60年过去了，我由一个翩翩少年变为满脸沟壑、满头白发的老人，而潭头往事依然缭绕胸臆不去。好一张张同辈男女忧与喜、恨与爱交织的面孔，好一段峥嵘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