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张长弓（1905-1954），南阳市新野县新甸铺人。1931年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文学科毕业。先后任教安阳高中、淮阳师范；1940年秋，任燕大国文系讲师。1941年末，珍珠港事变骤发，日寇进占燕大校园，父亲化装返豫。次年秋承乏河南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其时，河大已播迁嵩县数年，国文系在潭头镇。1944年“五一五”惨案,寇兵犯潭头、血洗河大。父亲携家眷随校先迁荆紫关，再迁宝鸡。抗战胜利当年末，随校自陕安返铁塔校园。次年，父亲升任河大教授。
张长弓教授
先父遗著中有一部《鼓子曲言》，系1950年他初习新理论或有心得，在1948年初版本上，详予修订的未刊本。笔者珍藏这部书近七十年。每逢夜深人静、舒页展读，瞻望篇篇淋漓墨迹，总会忆起战争年代，先父随校颠踬道途，至山乡、至塬上，在简陋农舍一盏油灯下,伏案为此书忙碌的身影。
《鼓子曲言》
萌生曲子研究初心
鼓子曲是河南曲苑的一支奇葩,又称南阳曲、曲子戏。鼓子曲演出只清唱、不扮演，各类角色加宾白。父亲生长在农村，对鼓子曲的喜爱自幼根植在心：
“儿童时代已习闻鼓子曲的歌调。在农忙后的柳荫下,或者是雪夜围炉,瞎谋娃是个盲乐师,抱着三弦，到处弹唱。我沉醉在弹唱的场合下，不知有多少次。每届年节，农人疯狂了一样的欢乐。锣鼓响器合奏之下，或高跷、或旱船，或杀狮子，或玩龙灯，所唱的歌子，不外鼓子曲中的俗曲小调。男女老少，早已沉浸在这种通俗音乐中。”
1926年，父亲阅读郑振铎的《白雪遗音选》，“发现鼓子曲中的俗曲，有载入《白雪遗音》中的，惊讶于俗曲来路之大，实有研究的价值”，萌生初心。那时他已求学在外，“只好托故里友朋，注意搜集”。
在燕大读书时，他发现明·沈德符《顾曲杂言》记载，“俗曲的兴起，自（明）宣（德）正（统）、至（成）化（弘）治后，中原又行《瑣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盖知明中叶俗曲在民间兴起,系受元曲文学沾溉，于是起意探源“曲子”体裁之史的演变。他把“曲体溯源”，选定《清商曲辞研究》，著文发表于《燕大月刊》六卷三期（1930年10月）。河南民间说唱的俗曲，本不登大雅之堂。那时学术界的曲子研究，还是一片荒漠，无论曲辞著录、曲谱采记，均付阙如。父亲明白：作为鼓子曲研究的拓荒者，将是辛苦孤独的。可他矢志不移。
《鼓子曲言》第一章 兴起时代与发展过程
征集曲子的艰辛历程
亲自动手征集曲子和曲谱，机会出现在1937年冬。由于南侵日寇逼迫，父亲跟随任教的淮阳师范，逃迁至故乡南阳。“那里的卖茶肆、教育馆，每日三弦琵琶，弹唱不辍,乐声洋洋，能使游人心醉”。机会来了！父亲在《鼓子曲言》里，不厌其详地缕述那些动荡年月,他四处奔波，寻访艺人、采录曲子、保护曲稿的艰辛历程——
“首先要记旧友田洁艇先生，他帮助我的力量最大。他说瓦店（南阳南六十里）东许庄，萧清涟先生集曲很多，蝇头小楷，硃笔圈点。可是至亲厚友，盖不借阅。一个月内，由于田先生的再三努力，萧先生在不得已情形下交出一册。向田先生说：‘这一个本子，不知道要落谁手！’他想着曲本一传出去，从来不可能收回的。果然是绵纸厚本、桐油油边、硃笔圈点，封面写一“未”字。借得后，欢喜欲狂。出萧先生意外，在一周后如期奉还。于是又取来“巳”“午”两册，还了再取。萧先生秘不示人的珍藏，一一入我囊中。后来在南阳见面了，他是一位念过书的农夫，农闲了以音乐自慰，能唱不能弹，业已专力三十余年。玩曲子的人多半“心秦”，佳曲不肯传人。有时候，他为一支佳曲，在四五次弹唱下，默诵暗记，才能抄下。给他抄录曲子的老师是镇平冀奇，一个落魄乐师。他曾说《全部西厢》是唐河落第秀才冉青所编。
“把萧先生的珍藏分门别类抄下之后，听说南阳民众教育馆曾受命搜集曲子，存稿很多。去问馆长，则绝口否认，所有稿本，秘不示人。至友田洁艇先生与官员相识，在一块儿吃喝了几次，自官员手中，偷偷地又抄出萧先生所未见到的。嗣后采访的零篇短章，与日俱增。
“十余年来无时不注意蒐集工作，有时候或为一曲，费尽心力。关于《祝英台故事》，缺少〈送友下山〉一齣，遍访不得，缺了呢，则故事本身不完。一九四零年春，由于陶建基先生的努力，缺陷得以弥补。《白蛇传》的〈收小青〉、《陈妙常》的〈紫云庵〉，没有它,故事本身都不圆场。踏破铁鞋无觅处，访问了八年，毫无消息。一九四五年春，敌人再犯南阳，自荆紫关避地郧阳境的麻池山中。邂逅朱君风池，欣然以曲稿见示，〈收小青〉、〈紫云庵〉一一在稿册中，真的令人乐不可支，所谓得来全不费功夫呢！
“一九四三年春，借南阳报纸公布我所有的曲目，并征求所无的曲子。由于远近同好协助，前后收到百曲以上。合计以前所有的，都四百余种，约四十万言。或以为《鼓子曲》已蒐集的够了，实则不然。一九四四年冬日，路过内乡师岗，吕镇长以《双玉听琴》见赠。在荆紫关两次弹唱场合中，又发现闻所未闻的曲名（后由陈春轩君抄寄）。日本受降后，党震藩君以珍藏全套《西厢记》寄下，藉供校对。假如蒐集完备出版，是永无出版之日的。一九三八年春，敌机轰炸南阳，正忙于请人抄录曲子。某先生在曲稿上写八个字：‘如此时代，抄此何用！’它的用处，即在今日编定的《鼓子曲存》。”父亲请来抄稿的“某先生”，是位南阳师范的老师。
采录曲谱之难为
蒐集曲谱不同于蒐集曲子（唱词）,有特殊性。“开曲谱是一种苦工，非如弹唱那样轻快，必须一人弹奏、一人笔记，经过十次八次地反复合弦、校对音度，方成定稿”。记录曲谱用传统工尺谱或简谱。如冀奇老师为萧清涟录曲，就须“四五次弹唱，默诵暗记，才能抄下”。乐师用乐器演奏，采谱人须反复谛听、细微处亦识听无误，才能准确谱录下来。父亲早年就学曾习音乐科，工尺、简谱兼通，记录曲谱无碍,因而重视、胜任曲谱征集工作。
“曲子与曲谱，同为五百年来，在民间不断创造与修改的艺术珍品。有曲子无曲谱则不能唱奏，有曲谱无曲辞则可以创造，是曲谱比曲辞的价值为大,其创制亦比曲辞创作为难。因之，征集曲谱的工作，亦愈必要。一九三九年，听说南阳石桥郝吾斋先生为曲界泰斗。特为曲谱专程拜访。不幸郝先生年已七十，体弱声细，一手好筝，能唱出不能开出，会曲谱虽多，惜不能记下。我感到了征谱工作的困难。一九四四年盛暑，冒着危险走访李柏芝、党震藩。党先生致力曲子已四十年，记长短曲子千种以上，会新鲜调门很多。李先生也有三十年的功力，长于三弦与秦筝。领教之后，两位并允将大牌、杂调逐一开出。以后三年，他们陆续寄来很多曲谱。是年暑后，又趋访张松亭、华清臣二先生。二位把所存曲谱底稿，毫无保留地见赠了。荆紫关遇老曲友马从龙先生，马先生是南阳人，效“卓文君闻曲”来奔，携带情人寄居荆关已三十年。数月的功夫，他为我开出了三种曲谱。清末号称“曲子圣人”的汤印侯老曲友，在老河口卖茶，以弹唱为生，曾在江西弹唱三年。今亦惠然寄来曲谱一种。由于各方好友的协助、十年的努力，得到了曲谱一百三十种，包含明清以来各地民间兴起的俗曲、杂调。”
“我最注意的是访求曲谱中最名贵的《劈破玉》，假如得不到它，征求曲谱工作就不如放下。自唐河李柏芝处得悉，泌阳王省吾家有这个宝贝，可是数十年来，已不传人。王君系王二胡琴的长孙，家学渊源，擅长俗曲。南阳一带会弹唱曲子的无虑千百家，会此曲的千无一人，且从未听说有会《劈破玉》的。可知《劈破玉》不传于鼓子曲坛，时间已久，如同嵇康的《广陵散》一般。既知泌阳有这宝贝，奉函托友，不得结果。一九四三年寒假，走访泌阳未遇，使我非常失望。为了《劈破玉》，前后发函不下十多通，陆行千余里。一九四三年寒假，仰赖李柏芝的努力，终于获得秘稿。”稿末注明：“此谱系数十年来不传的秘稿，今开赠先生，幸勿等闲视之。”得此曲谱时，我喜欢得要疯狂了！”
“曲子包包是爸的命”
一九四零年夏，父亲正为征集曲子奔忙，接到燕大聘函，请他回校执教。征集工作暂停两年。动身赴北平前，父亲把征得的曲稿细作整理，用一块桐油布仔细包扎，交给母亲，嘱妥为保存。此后两年间，母亲带我五兄（姐）弟，奔逃豫中各地。那时我刚两三岁，没有记忆。后来听大哥柘弓说，逃难路上，爸爸那个油布包包，妈总是让十一岁的大哥背着——兄弟们也都知道：这包包是爸的命。
“熬干灯”的辛劳和牵挂
一九四二年秋，全家随父亲来到潭头，我四岁多、记事儿了。父亲初来河大，主要致力教学，曲子的整理与研究也没拉下——《南阳曲言》（暂拟名）正是这时动的笔。潭头的房东姓布，大叔、大婶儿给腾出一间大房。可是俺家人口多，几张床上下，堆满衣物家什；屋角有个篦席圈的粮囤,堆着玉米棒（父亲从山外买袋盐，同村民换粮供家）；窗前的旧木桌上,堆放着书籍资料、纸墨笔砚，还有一盏高脚粗瓷油灯。小兄弟们都知道，这儿是爸爸的“地盘儿”，动不得。
每晚傍黑，父亲吃过玉米面饼子、玉米糁粥，就趋至桌前，准备忙。这时，会听见门外一声唤：“添油了！”是河大工友王喜来了，哥姐跑去迎接。王喜提油桶进屋，把高脚灯油碗添满、擦去碗边油渍、理顺灯捻儿，又提桶兴冲冲往下家儿去。哥姐送王喜出门，再回转身趋桌前，习惯地帮爸爸打开石砚、点水磨墨；父亲顺手点燃油灯、铺开稿纸忙活。王喜添油有准儿，灯碗满盛，可添一两。父亲每晚写作，总要熬至后半夜，油尽灯枯，方才歇息。次晚，王喜又来添油，每瞅灯碗油干见底儿。私下里免不了对人唠叨：“张教授真是个‘熬干灯’！”不久，父亲绰号“熬干灯”，在寨子里传开。
日寇“五一五屠校”前，先已侵入嵩县城。连日大雨，延宕着校方从潭头转移的决心。十四日下午，北山发现日寇身影，有“国军”溃兵逃至潭头镇上。父亲对母亲说，走吧，不能再拖了。还是用那条桐油布，把曲子文稿资料，捆扎打包。布叔挑两只竹篓停在门前，父亲就捧着曲稿大包，朝篓里放。布叔相伴日久，认识这些曲稿。他对父亲建议说：
“这里的东西都是纸，赶上连阴雨，万一雨水渗进去，不都泡坏了！还是留下吧，我给张教授保管着。”又指指我和四弟五弟说：“俺还是挑着仨小娃过（伊）河吧！”
那会儿还都以为，是临时出去躲鬼子，过后会回来呢。父亲听布叔劝，留下了包包。当晚布叔相帮、全家蹚过伊河。两天后行至山村重渡沟。布叔惦着家、要回了；校领导也在重渡沟决定：雇挑夫给驮行李，师生继续往南走、去荆紫关复课。不能再回潭头了，曲稿必须取回。父亲决定同布叔一道回潭头、取曲稿！四天后，父亲带着大包曲稿资料、连同纸墨笔砚，风尘仆仆安返重渡沟。
父亲后来回忆道：“十年来，曲稿保存，实非易事。一九四零年冬天，敌人骚动郾城、漯河，那时候我远在北平，我妻孟华三携带五儿女避难，仓促间衣物尽弃，把曲稿带出来了。一九四四年，嵩县潭头失陷，明年宛西战役，都是在极艰苦中，抛弃了衣物，强力携出曲稿。”
如父亲所说，（四零）郾漯、（四四）嵩潭、（四五）宛西三次逃难中，为保护曲稿，“仓促间衣物尽弃”、“在极艰苦中抛弃了衣物”，都是兵凶战危时刻，下意识的瞬间抉择。“五一五”前夜出逃，曲稿被布叔暂从竹篓里取出；他那副竹篓挑子，却一个坐进三娃（我）、一个坐进四娃和五娃——布叔布婶心知、孩子们也心知：儿女和曲稿，都是父母的“命”！潭头携出的曲稿，已不同于四年前带出的曲稿，里面除了多年蒐集的曲子资料，还有了曲子研究篇的开篇初稿。
儿女和曲稿，都是父母的“命”
随后的迁逃行程，俺将七岁、记忆清晰：四五年初春荆紫关逃郧西麻池、仲春麻池赴洛南、暮春洛南赴石羊庙，近千里北徙长程，多时间有校雇挑夫负重代步；（在陕境）路遇军车、顺道相助载物。记得这时父母依例是：先抱四娃和五娃，妥坐挑夫竹篓里，再将那个装曲稿的油布包放篓中；或母亲抱着俩小弟、连同油布包（及少量衣物），一起坐军车。俺虽有幸坐过几次军车，大多时候还是和兄姐一样，背着几件自个的衣物打成的小背包、脚穿村里叔伯给打的草鞋（几双备用的挂背包后），跟着父兄一道，走过了豫陕间近千里长途。
逃哪儿写那儿，塬上脱稿
河大在荆紫关复课半年多（1944.6-1945.3）,是《曲言》接续撰述的关键时期。父亲的“书桌”，起初摆放在镇街中心俊大油坊隔壁、董老板宅中；这里环境嘈杂，再迁至关西刘叔家。那里地处偏僻，安静多了。北厢房父亲桌上摆的，还是布叔家用的那副石砚。
1945年3月，日寇发动宛西战役，史称“侵华终战”。偌大豫省已无河大容身之地，被迫远迁陕西。父亲的《曲言》撰述，尽管已近杀青，无奈再将未完稿油布打包，随校远迁。四五年春夏之交，在宝鸡石羊庙塬上，那座破败闲置的公廨小屋里，二十余万字《南阳曲言》初稿，历经磨难，终获脱稿！
日寇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传至塬上，父亲正忙于《南阳曲言》文稿誊写。父亲自己抄，没有写手相助——大哥、姐姐进“河南七七联中”读书，学校在宝鸡；二哥和我被父亲送进清楸难童教养院“自救”；家中只剩俩小娃：四岁的四弟、两岁的五弟，母亲带着。日后，父亲不无得意地调侃：“‘塬上抄稿’几个月，多年难遇的清静！”
黎明前夕，终获出版
1945年岁末，河大自陕返汴前夕，父亲把齐、清、定之《南阳曲言》全稿，寄往重庆文通书局，征询意见、争取出版。由于河大迁返、地址更换，兼以抗战初胜、邮路未畅，接得书局退稿，竟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将近一年之后了；退稿意见只有一条：篇幅过长。父亲在返汴新址——财神庙街38号，认真精简文稿、正式更换书名为《鼓子曲言》，时在四七年二月；其时正值系上课忙，新修书稿的誊写，遂点将柘弓哥、若华姐、常荃表姐，三人合力玉成。书稿蒙南京正中书局接受、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初版问世。样书到手时，父亲已携全家再随河大、迁至姑苏复课。在样书的版权页面，父亲日后补写：“实系三十七年(1948)十一、二月寄到”。不到二十万字一册薄书，只为证成父亲的研究结论：
“即使不能说（鼓子曲）是集四百五十年来中国俗曲之大成，亦可以说是南北曲衰歇后唯一的曲子戏。”
如今，轻抚书末先父十一字遗渖，怀想他当时内心，必汹涌着“十年拓荒”的无量感喟吧！
修订本版权页题字
新探究再启
其实在父亲心中，并没有把《鼓子曲言》的出版，当作鼓子曲研究的终结，而是新探究的再启。甫迎来祖国新生，他努力运用初学新理论，反思检讨过往有关曲子种种。随着新观念的生发，对曲子的认识也在深化。在四九——五零年交会之际，崭新认识的累积，父亲豁然开悟：重新修订《鼓子曲言》，此其时矣！为全书修订又忙一年。在修订本第十九节，他的〈整理鼓子曲的经验总结〉写道：“鼓子曲产生在封建社会，重艺术性、少革命性，是一大缺点。鼓子曲中反映人民实际生活的很少，或者采集的工作没有做到。” 检讨古曲“少革命性”、“反映人民实际生活少”，新结论对古人古曲或嫌“苛求”，也分明显示出父亲的某种新眼界、新追求——愿随新时代降临“与时俱进”！
整理鼓子曲的经验总结
《鼓子曲言》在宝岛的回响
1948年8月初版的《鼓子曲言》，大约属于正中书局在大陆所出最后一批书。半年后，书局离开南京、迁逃台北。由此引发一段有趣因缘——
2002年我来台客座。同郑阿财教授闲聊。“认识张长弓教授么？”他似为两名相近“犯疑”。“正是家父。”我答。阿财惊喜：“我学过令尊大著《鼓子曲言》耶！”原来，上纪五六十年代，阿财母校中兴大学等台湾高校国文系，开设〈地方戏曲史〉课：“是《鼓子曲言》做教材呢！”阿财说，“《鼓子曲言》有台版。”
周末得闲，独自去到衡阳路20号正中书局门店，询购台版《鼓子曲言》。店员查阅电脑、指给我看界面显示：
“张长弓《鼓子曲言》南京正中书局三十七（1948）年八月初版四十三（1954）年三月台初版五十五（1966）年八月台再版存数0”
一则以喜：《鼓子曲言》曾两次台版；一则以憾：店内已无存书。趁又一周末，去到台北“中央图书馆”，借出馆藏《鼓子曲言》“台初版”，全书复印。携归珍藏至今。
《鼓子曲言》台北1954年版
“台北的《传记文学》，刊登过令尊〈传略〉呢！”阿财兄提供另一“信息”。于是去到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图书馆，查得父亲传略刊登在《传记文学》第五十三卷第五期（1988年11月号）；再寻至台北大安区《传记文学》编辑部，购得登载父亲传略的《传记文学·民国人物小传》合辑；并向职员询得父亲传略的供稿人——“郑仁佳”，系香港一位中学教师，彼以其夫人署名发表。细读〈传略>述事为文，基本属实；文内对蒐集研究鼓子曲行事，所述尤细。传文的字里行间，透露供稿人对先父行止甚熟稔、同河南大学或有渊源。
《民国人物小传》中的张长弓传略
尾声
发心十余年，共搜集鼓子曲文四百余种、曲谱百四十余种。在石羊庙那间公廨屋，父亲还将《鼓子曲存（一）》、《鼓子曲谱（一）》两书，与《鼓子曲言》同时编竣。1947年仲夏的一天，父亲将一个粗蓝布袋挎在我的肩上，里面装着《曲存》《曲谱》文稿。我陪着父亲一起去到开封鼓楼街东口，将文稿交给新时代出版社编辑，当年自费出版了。未能入编的曲谱资料尚多，存放在家中。父亲去世后，我协助母亲整理编竣《曲谱（二）》《曲谱（三）》，却无力出版。1955年，中国曲艺研究会王亚平闻讯，1957年初派刘大海来汴，将两辑《曲谱》稿本携去北京，信誓旦旦说“第二季度可以出版”。刘某一去，却杳如黄鹤。随后，河南人民出版社建议索回文稿，在郑州出版。已负笈在京的我，多次去到王府大街中国曲协索稿。徒遇连年“风暴”相踵，终致人亡事寝；可惜先父一掬心血，不知伊于胡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