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访秋（1909-2000），原名维焜，字仿樵，笔名访秋，河南南召人；著名中国文学史家、教育家。曾任河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任先生文史兼治，古今不隔，学问淹博，精进不息。早年治学深受钱玄同、胡适影响，将书斋命名为“同适斋”；文革结束后，年逾古稀而学术热情焕发，乃以“不舍”名斋，治学益发勤谨。
任先生1923年考入河南省立第一师范。192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开始从事学术研究。1932年考取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生，旋因导师沈尹默离开北大而停学转赴洛阳师范任教。1935年重返北大，师从周作人、胡适，次年通过答辩，完成研究生学业，仍回洛阳师范任教。
从抗日战争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任访秋在授课之余先后发表《民族主义思想家王船山》、《整理国故运动与朴学》等学术论文。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子产传》、《中国文学史散论》等学术专著。
建国之后，任访秋一直在河南大学工作到2000年去世。授课之余，他先后发表《谈谈五四革命文学运动在思想上的领导问题》、《从历史发展到现实基础上学习毛主席文艺讲话》、《鲁迅先生在创作上怎样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统一起来的》、《对〈中国新文艺史教学大纲〉的商榷》、《对于王瑶先生〈晚清诗人黄遵宪〉一文的意见》、《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司马迁》、《聊斋的思想和艺术》、《略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典型”与“幽默”并驳胡适对“典型”的抹煞与歪曲》、《胡适论》、《胡适〈五十年来的中国之文学〉批判》、《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的一生》、《鲁迅先生最得力的战斗武器——杂文》、《论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革命精神》、《郦道元和他的〈水经注〉》、《吴沃尧和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从〈茶花女〉谈起》、《谈深入浅出》、《龚定庵文学观略论》等学术论文。先后出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中国近代作家论》、《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聊斋志异选讲》、《鲁迅散论》、《袁中郎研究》、《中国新文学渊源》、《子产评传》、《中国古典文学论文续集》等。还主编了《中国近代文学史》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散文卷”部分。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学术研究方面成就卓著。
建国之初，通过政治学习，任访秋认真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以此为标准，对自己过去学术观点中失之片面和一些缺点错误，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无限感慨地引用鲁迅对李霁野讲过的话对照自己：在学术问题上，“许多以前认为纠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一看，就明白了”，并比喻自己的思想“洗了一个澡。”任访秋从此形成了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新观点。这就是：一是整理研究中国文学遗产，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去分析研究；二是研究文学遗产，一定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精神；三是研究作家和作品，必须进行全面的分析、考察，历史地看待作者和作品，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四是研究文学遗产，要重史才、史学、史识这“三史”，其中“识”更为重要，解剖分析史料要能说明其然，并能说明其所以然。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任访秋的学术成果达到鼎盛时期，相继出版了受读者欢迎的多部专著。其中《中国近代文学史》填补了我国近代文学研究著述的空白。任访秋先生较为满意的力作是《中国新文学渊源》，这是他多年钻研近现代文学继承和发展关系的结晶，于1986年9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在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过程中深切认识到，晚明以李贽为代表的“左派王学”具有的反封建意义的进步思想、公安派之袁中郎所倡导的晚明文学革新运动、清代朴学家的反理学思想、晚清的排荀批孔运动及文学革新运动等，在思想传统上都有所继承和发展；加之由于西方经济变改中的先进的哲学思想、政治及文学革新的观点逐渐传入我国，使一部分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从中吸取了有益的营养，从而合并形成了中国新文学的思想渊源。任访秋对这些问题和近现代的典著都曾作过悉心研究，并有专论论及，对中国新文学之渊源了如指掌，撰为专著便得心应手。读者阅读此书，会对从晚明到“五四”近300年的中国进步文学思潮的发展途径得到系统的理解，并能受到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教益。任先生一生历经坎坷而矢志不移，始终以学术研究为生命，在中国古典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著有《袁中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中国新文学渊源》、《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论集》、《鲁迅散论》等著作，主编有《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集》等。其中，1944年问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首创了沿用至今的“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之作；198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是国内第一部完整系统、很有学术品位的近代文学史著作，曾获教育部高校教材“全国优秀奖”和国家图书最高奖。
先生一生文史兼治，古今不隔，学问淹博，精进不息，著作等身，教书育人。作为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他把一生献给了河南的高等教育事业，尤其为河南大学中文学科的建设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