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牌儿河南大学毕业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绰号：“铁塔牌儿”。
早先我对这个称呼很难认同，因为那时开封出产的一种火柴就是“铁塔牌”，很是便宜，两毛钱一封，一封里十盒，一盒“铁塔牌”火柴只卖两分钱。不过，河南大学与开封铁塔的关系倒真是密不可分。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开封城，建筑低矮，没有一座楼房超过三层，所以这十三层高的铁塔就显得高耸入云。从开封南关的火车站出来，走上不多的路，就隐隐可以看见铁塔的身影，只要冲着铁塔走去，就一定可以走进河大的校园。
位于开封城东北角上的这座铁塔，是一座地道的千年古塔、千年名塔，最初也不叫铁塔，正经的名字叫“开宝寺塔”，建于1049年宋仁宗登基之初，那时也正是包拯包青天就职龙图阁大学士的时候。“铁塔”只是俗称，也并非铁铸，而是由铁色琉璃砖砌成。砖面上的图案花纹异彩纷呈，有飞天、云龙、坐佛、菩萨、罗汉、乐伎、麒麟、狮子、花卉、祥云，犹如河大的学子，分居不同系科，却又构成了一个形体伟岸壮美的整体。明白了这一底里，“铁塔牌大学生”也就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称呼了。况且，那时的河南大学长期作为师范院校，而教师职业的高贵正在于燃烧自己，照亮他人。一根火柴无意中就可能点燃一颗心灵，让人终生受益。这样的话，“铁塔牌”的大学生与“铁塔牌”的火柴成了同类项，并不能说是委屈。
我大约算是“铁塔牌”里最靠谱的一位。因为入学后我所住宿的甲排房，就在铁塔南面不远处，与之紧隔一道矮墙，可谓朝夕相处，上课下课，晨练晚读，来回于教室、操场与寝室的路上，抬头就可看见铁塔那傲岸的身姿。铁塔春天映一身暖阳，夏天披几缕白云，秋日则绕飞一群暮鸦。即使冬天的寒夜钻进被窝里，依然可以听到铁塔上优雅的风铃声，助人渐入清梦。铁塔就像一位长寿千年的老人，朝朝暮暮守护着常年生活在他身边的青年学子。
近日读任均老人的一本书《我这九十年》，书中有一张照片，我看了感到非常亲切。照片的说明文字是：“30年代在开封铁塔下。右一任锐，右二任均，左一孙维世。”这张照片应是三十年代中期，抗战爆发之前拍摄的，背景是铁塔的琉璃塔身，众人散坐在一张方桌周围的“罗圈椅”上，气氛祥和、宁静。任均老人的父亲任芝铭先生出生于1869年，是清末举人、老同盟会员、社会活动家，曾做过汤恩伯的高级参议，曾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促膝长谈，是河南省著名民主人士，解放后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照片上的任锐是任均的二姐，任艺铭先生的二女儿。任锐的丈夫是朱德的结拜兄弟、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共产党人孙炳文，“四一二”政变后，被国民党右派腰斩于上海龙华。照片上的孙维世就是孙炳文的遗孤，抗战爆发后随其母到了陕北延安，被周恩来收为义女。因此，建国后芝铭公每到北京开会，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必到住处看望。不知何时何故，孙维世得罪了江青、林彪，连周总理也保护不了她，文革中竟被关进北京德胜门外监狱，惨死狱中。这任均还有一位三姐，就是冯友兰先生的夫人任载坤。任家是河南新蔡人，冯家是河南唐河县人，而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所以在开封的活动很多。这任均与外甥女孙维世只相差一岁，一起在开封上小学；任均的中学也是在开封上的，开始是明伦中学，后来是静宜女子中学，那也是我初中的母校———双龙巷开封八中的前身。1935年，任锐与女儿孙维世一道将丈夫孙炳文的骨殖装在一只大瓦罐里，从上海带回开封，因为孙炳文是四川人，于是就安葬在开封东南角白塔村的“四川义地”。如果这座坟头还在，应该是现代开封一处值得人们瞻仰凭吊的遗迹了。
1918年夏天，冯友兰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回开封与任载坤完婚，并留在开封在河南第一工业学校教书。“五四”运动前夕，偕开封诸进步青年创办《心声》杂志，社址就在冯友兰住宿的老府门前青年街。1923年冯友兰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又回到此前曾经工作过的河南大学（那时叫做中州大学）任哲学教授并文科主任，这恐怕也和冯、任两家族人多居住开封有关。
那时的冯友兰正值“而立之年”，一心要振兴中国的教育与学术。三年后，他离开开封到广州谋求发展。离开开封前曾和于右任有一番交谈；路过南京，郁达夫来访，相谈甚洽。到广州未及一年，由于国民革命军内讧，把个广州城搅得神鬼不安，冯友兰便北上返回开封，由开封再到北京。
《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中曾载有冯友兰在开封时与铁塔发生的一件趣事：1924年2月28日，中州大学成立纪念日。上午，全校师生员工一起将开封铁塔前金代万斤大钟、康熙七年八千斤大钟拖进校园内。清代小一些的悬校园中央，代替振铃；金代大钟则置教学楼前，供考古用。现在看来，当年河大的师生也够“生猛”的，竟把如此沉重的寺钟拖曳到校园里边，不知是否经过批准？不过从实际后果看，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把国家的珍贵文物弄到大学里边，倒是起到了保护作用。就这件事来说，河大与铁塔的关系又亲近一层。
余生也晚，未曾与冯友兰先生谋得一面。家中有一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松堂全集》，连附录在内精装15册，倒是经常翻阅。读年谱初编，其中有两则记载或可与先生扯上一点因缘，兹记于下：
“1991年1月5日，祝新刚悼念先生之《松堂宏著叹未竟》刊于《中州树林》。”这位祝新刚先生就是《全集》的责编之一，后来到上海的东方出版中心任职，不知听谁说东方尚欠有我的版税，查证后马上嘱人给我汇了过来。责编中排在首位的张培勘女士，当时在河南省出版局任职，是河南大学中文系低我一届的同学，无疑也是“铁塔牌”了。
另一则：“1991年12月22日10时1刻，冯友兰先生夫妇及锺越安葬仪式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举行，时正大雪纷飞。出席者除先生家属外，尚有张岱年、冯纕兰夫妇，王一达、任均夫妇，任继愈、冯钟芸夫妇……张岱年发表墓前言说，赞扬先生对中国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冯友兰一族人在中国现代学界占有的显赫地位，这里还没有提到早年过世的陆侃如、冯沅君夫妇。大约是在1990年秋天，德国明斯特大学教授赫伯特·曼纽什的新书《怀疑论美学》的中译本出版，在北京亚运村五洲大酒店召开新书发布会，张岱年先生应邀莅会。由于我的一篇文章被附于书后，于是也到了北京，在会上见到张岱年先生。那时，岱年先生已经八十开外，但精神还很旺盛。
还有，内人张平常以自己是南阳唐河人自豪，其中大半原因是家乡唐河县祁仪镇出了个大学者冯友兰。她也是河南大学毕业的学生，艺术系的，一段时间就住在东九斋，抬头即可看见铁塔，无疑也是一个“铁塔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