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牌儿河南大学毕业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绰号:“铁塔牌儿”。
早先我对这个称呼很难认同,因为那时开封出产的一种火柴就是“铁塔牌”,很是便宜,两毛钱一封,一封里十盒,一盒“铁塔牌”火柴只卖两分钱。不过,河南大学与开封铁塔的关系倒真是密不可分。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开封城,建筑低矮,没有一座楼房超过三层,所以这十三层高的铁塔就显得高耸入云。从开封南关的火车站出来,走上不多的路,就隐隐可以看见铁塔的身影,只要冲着铁塔走去,就一定可以走进河大的校园。
位于开封城东北角上的这座铁塔,是一座地道的千年古塔、千年名塔,最初也不叫铁塔,正经的名字叫“开宝寺塔”,建于1049年宋仁宗登基之初,那时也正是包拯包青天就职龙图阁大学士的时候。“铁塔”只是俗称,也并非铁铸,而是由铁色琉璃砖砌成。砖面上的图案花纹异彩纷呈,有飞天、云龙、坐佛、菩萨、罗汉、乐伎、麒麟、狮子、花卉、祥云,犹如河大的学子,分居不同系科,却又构成了一个形体伟岸壮美的整体。明白了这一底里,“铁塔牌大学生”也就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称呼了。况且,那时的河南大学长期作为师范院校,而教师职业的高贵正在于燃烧自己,照亮他人。一根火柴无意中就可能点燃一颗心灵,让人终生受益。这样的话,“铁塔牌”的大学生与“铁塔牌”的火柴成了同类项,并不能说是委屈。
我大约算是“铁塔牌”里最靠谱的一位。因为入学后我所住宿的甲排房,就在铁塔南面不远处,与之紧隔一道矮墙,可谓朝夕相处,上课下课,晨练晚读,来回于教室、操场与寝室的路上,抬头就可看见铁塔那傲岸的身姿。铁塔春天映一身暖阳,夏天披几缕白云,秋日则绕飞一群暮鸦。即使冬天的寒夜钻进被窝里,依然可以听到铁塔上优雅的风铃声,助人渐入清梦。铁塔就像一位长寿千年的老人,朝朝暮暮守护着常年生活在他身边的青年学子。
近日读任均老人的一本书《我这九十年》,书中有一张照片,我看了感到非常亲切。照片的说明文字是:“30年代在开封铁塔下。右一任锐,右二任均,左一孙维世。”这张照片应是三十年代中期,抗战爆发之前拍摄的,背景是铁塔的琉璃塔身,众人散坐在一张方桌周围的“罗圈椅”上,气氛祥和、宁静。任均老人的父亲任芝铭先生出生于1869年,是清末举人、老同盟会员、社会活动家,曾做过汤恩伯的高级参议,曾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促膝长谈,是河南省著名民主人士,解放后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照片上的任锐是任均的二姐,任艺铭先生的二女儿。任锐的丈夫是朱德的结拜兄弟、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共产党人孙炳文,“四一二”政变后,被国民党右派腰斩于上海龙华。照片上的孙维世就是孙炳文的遗孤,抗战爆发后随其母到了陕北延安,被周恩来收为义女。因此,建国后芝铭公每到北京开会,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必到住处看望。不知何时何故,孙维世得罪了江青、林彪,连周总理也保护不了她,文革中竟被关进北京德胜门外监狱,惨死狱中。这任均还有一位三姐,就是冯友兰先生的夫人任载坤。任家是河南新蔡人,冯家是河南唐河县人,而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所以在开封的活动很多。这任均与外甥女孙维世只相差一岁,一起在开封上小学;任均的中学也是在开封上的,开始是明伦中学,后来是静宜女子中学,那也是我初中的母校———双龙巷开封八中的前身。1935年,任锐与女儿孙维世一道将丈夫孙炳文的骨殖装在一只大瓦罐里,从上海带回开封,因为孙炳文是四川人,于是就安葬在开封东南角白塔村的“四川义地”。如果这座坟头还在,应该是现代开封一处值得人们瞻仰凭吊的遗迹了。
1918年夏天,冯友兰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回开封与任载坤完婚,并留在开封在河南第一工业学校教书。“五四”运动前夕,偕开封诸进步青年创办《心声》杂志,社址就在冯友兰住宿的老府门前青年街。1923年冯友兰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又回到此前曾经工作过的河南大学(那时叫做中州大学)任哲学教授并文科主任,这恐怕也和冯、任两家族人多居住开封有关。
那时的冯友兰正值“而立之年”,一心要振兴中国的教育与学术。三年后,他离开开封到广州谋求发展。离开开封前曾和于右任有一番交谈;路过南京,郁达夫来访,相谈甚洽。到广州未及一年,由于国民革命军内讧,把个广州城搅得神鬼不安,冯友兰便北上返回开封,由开封再到北京。
《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中曾载有冯友兰在开封时与铁塔发生的一件趣事:1924年2月28日,中州大学成立纪念日。上午,全校师生员工一起将开封铁塔前金代万斤大钟、康熙七年八千斤大钟拖进校园内。清代小一些的悬校园中央,代替振铃;金代大钟则置教学楼前,供考古用。现在看来,当年河大的师生也够“生猛”的,竟把如此沉重的寺钟拖曳到校园里边,不知是否经过批准?不过从实际后果看,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把国家的珍贵文物弄到大学里边,倒是起到了保护作用。就这件事来说,河大与铁塔的关系又亲近一层。
余生也晚,未曾与冯友兰先生谋得一面。家中有一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松堂全集》,连附录在内精装15册,倒是经常翻阅。读年谱初编,其中有两则记载或可与先生扯上一点因缘,兹记于下:
“1991年1月5日,祝新刚悼念先生之《松堂宏著叹未竟》刊于《中州树林》。”这位祝新刚先生就是《全集》的责编之一,后来到上海的东方出版中心任职,不知听谁说东方尚欠有我的版税,查证后马上嘱人给我汇了过来。责编中排在首位的张培勘女士,当时在河南省出版局任职,是河南大学中文系低我一届的同学,无疑也是“铁塔牌”了。
另一则:“1991年12月22日10时1刻,冯友兰先生夫妇及锺越安葬仪式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举行,时正大雪纷飞。出席者除先生家属外,尚有张岱年、冯纕兰夫妇,王一达、任均夫妇,任继愈、冯钟芸夫妇……张岱年发表墓前言说,赞扬先生对中国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冯友兰一族人在中国现代学界占有的显赫地位,这里还没有提到早年过世的陆侃如、冯沅君夫妇。大约是在1990年秋天,德国明斯特大学教授赫伯特·曼纽什的新书《怀疑论美学》的中译本出版,在北京亚运村五洲大酒店召开新书发布会,张岱年先生应邀莅会。由于我的一篇文章被附于书后,于是也到了北京,在会上见到张岱年先生。那时,岱年先生已经八十开外,但精神还很旺盛。
还有,内人张平常以自己是南阳唐河人自豪,其中大半原因是家乡唐河县祁仪镇出了个大学者冯友兰。她也是河南大学毕业的学生,艺术系的,一段时间就住在东九斋,抬头即可看见铁塔,无疑也是一个“铁塔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