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强先生早年就读于上海圣芳暨中学，毕业后升入南开大学物理系，师从著名物理学家胡刚复先生，大学毕业后到吉林大学工作。胡刚复先生是中国实验物理学奠基人之一，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博士学位后即回国办学，培养了一大批科学家，如吴有训、严济慈、李政道、余瑞璜等。朱老师胡老先生的关门弟子。
也许由于师出名门，先生知识渊博，多方面的才华令人惊叹。他是物理学家，同时还是中国化学会永久会员，还出了三本数学方面的专著，甚至对生物学、医学也有很深的了解。先生的学术研究涉及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材料科学、电子科学等多学科，他在许多领域都具有独特的认识和直觉。先生精通英语，改革开放初期，在吉林大学工作期间，许多国际学术会议都由他组织或担当翻译。
献身科学，艰苦创业
先生来河南大学比较偶然。1985年，为了寻找能实现自己学术抱负的实验条件，先生尝试换个单位。当时大连、广东某高校都极力招揽他。恰在这时，吉林大学两位博士毕业生要去河南大学，劝他一同前去看看。
当时，河南大学刚刚恢复校名，急需调整学科，开启理科复兴之路，学校便在全国招揽人才。原校党委书记韩靖琦、校长李润田、副校长申志诚、陈信春立即被先生广博的学识所震动，爽快答应了先生对设备的要求，拿出近两百万元购置设备。感受到校领导的热诚和决心后，先生当即答应，带着年仅三岁的女儿踏上中原这片他完全陌生的土地，开始艰辛创业之途。
新调整后的河南大学，理科主要进行师范性质的教学工作，科研基本处于荒芜状态。科研条件基本为零，既没有设备，甚至连基本的实验用房也没有。先生就带领大家，自己动手搭建设备和实验室。用于分子组装的实验室就是把原物理楼东侧一楼大厅的走廊围起来搭建的；没有条件建超净工作间，就做了一个大木框周围用塑料布围起来；实验台也是从其它地方七凑八拼的桌子改建而成，油漆掉了就自己刷漆；有些桌子只有三条腿，大家又成了木工。我来实验室做的第一个实验就是把一张桌子腿固定好、并擦干净。那时我们先后学会了油漆、泥工、玻璃工。
到1998年党鸿辛院士来河南大学，带领张治军我们一群人进行第二次实验室建设时，我们已是熟练的油漆工、泥瓦工，自行设计制作设备更是我们的强项。
就这样，通过艰辛的努力，在短期内，把实验室迅速组建起来。为了尽快培养学科队伍，第二年即与吉林大学、中科院联合招生培养研究生，同时把有关青年教师组织起来，有计划地送到国内外进行深造学习，已故黄亚彬书记就是1987年送去美国的。另一方面，为了开阔师生们的学术视野，先生邀请一大批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讲学。
在创业的那些日子里，先生与我们年轻人一起搭设备、做实验、读文献，与我们一起加班熬夜，在实验室干到凌晨两三点，睡在实验室，是常事儿。先生常说：“一个科学家没有八小时内外，必需全力以赴，脑袋中时刻装着问题。”先生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界限，也从没有节假日！
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很快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使这个刚成立不久的实验室的学术影响迅速提升，吸引了吉林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以及中科院等单位的学者、硕士博士研究生纷纷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先生本人也多次受到邀请，先后到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进行访问、演讲和科研协作。与这些国家地区的许多世界知名学者和科研机构建立紧密的学术交流。
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刚成立，先生即获得资助，这也是河南省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988年，先生在河南大学主持召开了中国化学学会LB膜专业组成立大会暨全国第一届LB膜学术研讨会，国内外一大批著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推动了我国分子科学、纳米科技等领域的迅速发展，奠定了我校在该领域研究的基础和地位。
前来参会的原教育部副部长韦钰院士，看到先生带领团队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短时间内所取得的成绩，不由感叹到：“真是拼命三郎啊”。
不计名利、甘为人梯
先生对青年人的培养和成长总是殚精竭虑，不遗余力的。这其中既有先生做人做事、教书育人的独特方式，更有不计名利、甘为人梯的博大情怀！
我于1988年入河南大学，就读于先生门下。当时，在实验室聚集了20多位年青教师和学生，黄亚彬是1989年从美国回来的，除了物理系的外，还有化学系的张治军等人，后来生物系的宋纯鹏也加入进来。
也许是继承胡老先生的遗风，那时我们定期都要去先生家里聚会，基本一周至少一次。每次先生总是做上一大桌菜，我们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追随着先生的思想海阔天空的驰骋。从对光能的利用，谈到生命的进化；从化学的本质，到物理学的变迁；从光合作用，到人的血红蛋白、到动物的视觉过程。在科学浩瀚海洋的徜徉中，给我们一启迪，使我们去思考，引导我们一步步走向科学的殿堂。
除了这些科学问题外，先生谈论最多的还是做人做事的道理。先生常说，“先做人再做事，只有先把人做好了，才能做好事”；“要知道天高地厚，要懂得敬畏”；“要多做事情，少提待遇”；“吃亏就是占便宜”；“科研上要耐住寂寞，不能功利浮躁、不能追求形式上的东西”。
九十年代初，全国下海风潮骤起，当时流行着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面对强大的社会风潮，先生忧心忡忡地和我们讲，“中国不可能都去靠经商来改变国家的命运，大家千万不能跟风，要脚踏实地，要坚守下去”；“社会不是千篇一律、所有人都做一个工作，科学工作还是要有人来做的，只有科学的进步才能推动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1992年先生去日本开会时，刚好纯鹏正在为买不到一些实验药品而犯愁，纯鹏考虑到先生身体不适，几次想请求先生帮助都难于启齿。先生知道后说：“这些事我是应该办的。”由于试剂需要用美元购买，当时从学校换的500元外汇不够用，先生了解后竟从自家不多的积蓄中支付了缺额，说：“算了，甭费那个神儿！算我支持你了，只要能做些好的研究工作，是值得的。”
而严谨治学的态度则是手把手教给我们的。有一次，先生和治军、我等几个人一起整理文章，先生亲自起草修改后，已是凌晨三点了，交给我们用打字机打出来。那时我们对打字机都不熟悉，我们几个轮番上阵打到早晨才完成。先生起来一看，漏掉了半行！我们正想该如何修改时，先生一言不发，换上新纸重新把文章从头至尾打了一遍！
我们就在先生这种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中成长起来。
后来，先生的学生遍布国内外，在学校工作的黄亚彬、孟进芳、宋纯鹏、张治军、张伟风、顾玉宗等人，先后成为了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主要学科带头人和院长，挑起了教学、科研重担。
先生为我校新时期理工科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础。
艰苦朴素、严于律己
与工作上的高要求和全力以赴相反，先生在生活上却非常俭朴，对自己的生活要求甚至达到苛刻的地步。
后来我们才知道，先生来校时和学校仅提了实验室建设方面的事情，生活待遇一字未提，甚至都没有和家人商量，师母由于还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当时还离不开长春，先生就一人带着幼女匆匆来到开封。由于来的匆忙，学校还没有住房，先是在老招待所里住了几个月，后来搬到西门口的那个小区的四楼，两室一厅，三十几平方米，在那个地方住了五年多，直到1991年才搬到当时学校答应安排的教授院。时任物理系副主任的米新宾老师等人，借送来一些座椅、做饭用的锅和床板等生活用品。就这样先生开始了在开封的工作生活。
由于不习惯使用当地的煤火，炉子经常灭，先生就饥一顿饱一顿，或者到街上买点饭凑合一顿。当时学校冬天没有暖气，屋里屋外一样冷，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先生抱怨、叫苦。
那时经济条件都很差，即使先生是学校引进的科学带头人，也没有额外的津贴，生活十分清苦。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朱老师一手拉着他的女儿，一边说“快过年了，还有五块钱，买一包烟，买一块豆腐，再买几个鸡蛋，过几天就发工资了。”
虽然时常做一大桌子菜请我们吃，但每次要求我们都吃干净、绝不允许浪费，他自己即使掉桌子上几粒米，也赶快拾起来吃掉。先生爱抽烟，当时有个“武林”牌子，二毛八一包，是他经常抽的。有一次我和治军去北京出差，因联系工作买了一包加长过滤嘴的“红塔山”牌烟，十一元一包，回来时还剩下几根，我们就拿去让先生抽，先生当场把我们俩骂一通：“干什么！抽这么贵的烟！”
先生在待遇上严于律己，从不愿意多花公家一分钱，即使长时间的病重期间也是如此。
从发现患有白血病到去世，四年多的时间，先生只在郑大一附院和淮河医院住了两次院，加起来不到三周。平常除了定期去校医院检查，都是自己买中成药治疗，自己花钱看病，从不拿发票去报销。从郑大一附院出院时，鉴于他的病情，医生开了一些营养性的药，先生知道后，逼着我们务必把这些药连同没有用完的药全部退掉！
平时无论出差还是看病，从不让派车，都让我们用自行车或三轮车带着他。1992年我们用自行车带先生去火车站乘车去北京、由北京去日本参加国际会议。当时开封正禁止自行车带人，我们在北大门被警察拦住。当我们拿出朱老师的工作证说明情况时，那个警察看看我们、看看工作证愣住了，他可能觉得用自行车带河南大学的一个系主任、老教授去参加国际会议有些太不可思议！时至今日，我仍清晰记得那个交警满脸错愕的神情！
不让自行车带人了，从日本回来后，先生就自己掏钱买了个三轮车，让用三轮车带他。这时先生的病已经很重了，白细胞不断激增，一个轻微的感冒就引起高烧、昏迷，我们就用这个三轮车带先生去上课、去买菜、去医院。1995年10月，先生再次高烧昏迷，从校医院转去淮河医院抢救时，也是我们用三轮车送他，当时开封又限制三轮车带人了，走到十字路口被交警拦住了。我们含泪向交警诉说，那交警听完之后愣了一下，马上催促我们：“快走快走！”
这是先生最后一次让用三轮车带他，两周后先生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抗争绝症、恪守职责
先生的白血病其实早在1991年就已确诊。
1991年8月初，年近六旬的先生集中精力申请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项目，这也是河南省获批的第一个“863”项目。当时先生还要乘火车取道莫斯科前往巴黎参加国际会议。在北京出发前，和邹广田院士一起对申请书做最后一次修改，直到凌晨三点多才最后定稿，三个小时后，先生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火车。经过七天七夜的颠簸，8月19日火车到了莫斯科，却刚好赶上前苏联解体，大批坦克开进莫斯科，一时莫斯科秩序大乱。长期的劳累、旅途的颠簸，高度近视的先生视网膜突然脱落，幸好碰到了中科大的一位教授，才顺利赶到巴黎。
在巴黎，眼睛的手术很顺利，但无意中查出先生血液有问题，他患了慢性淋巴性白血病！
回国后，学校安排先生前往北京、天津诊治，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他了解到对这种病，医学上目前尚无很好的治疗办法。与其被动治疗，不如主动工作！仅在家吃一些中西药，继续坚持上班上课。他说，我的时间不多了，一切工作都要抓紧，不能对不起这些孩子们。
从此先生的工作节奏更快了！
他一方面在科研上加快进度，一方面大力加强与国内外的合作，期望实验室尽快能上个新台阶，筹划着把当时的各种资源集中起来，建一个分子科学实验室，以便使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不用再出国门就能从事分子组装、纳米材料、生物科学的实验和研究。这一时期科研经费更加紧张，先生时常拿出自己的工资和积蓄购买试剂！
在先生及同事的不懈努力下，1993年获批了凝聚态物理硕士学位点，带动了物理学以及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快速发展。其后，马不停蹄立即布置筹划博士点的申报。
这一期间，先生的病情不断恶化，时常高烧昏迷。时值九十年代初下海热潮，师母及同事在劝说停下工作住院治疗无效的情况下，力劝他回东北静养一段，边休养边工作。先生说，现在是关键时期，我不能离开，一离开实验室就瘫痪了，人就散了！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1994年，先生白细胞已上升到4、5万，持续出现高烧昏迷，不得已才前往郑大一附院接受化疗。经过一周的化疗，病情刚得到控制，就坚持出院，说还要给两个学生上课。刚化疗后先生身体极度虚弱，头发全部掉了，连走路都十分困难，我用三轮车带着先生，从校南门口的教授院到原物理楼还要歇上一两次，搀扶上楼，坐在藤椅上给学生上课。就这样硬是把这门课上完！
科研环境的艰苦、先生的身体似乎都到了不能承受的极限。
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当年年近六旬的先生为何坚持坐火车长途跋涉取道莫斯科去巴黎开会，这是为了节约紧张不能再紧张的科研经费啊！
我们也时常设想，如果没有这次长途之旅，也许先生就不会得上白血病；如果先生身患绝症时就及时治疗、休养，也许先生今天还能亲睹实验室的发展！但我们也都清楚，以先生的个性和追求，让他放下工作去休养，肯定是说不通的。在他最后的岁月，依然能从容面对着事业上的艰辛和身体上的痛楚，因为能在科学的道路上不断走下去，使他精神上充满活力和愉悦！
呕心沥血、自强不息
1995年10月中旬，他邀请纽约大学的一个老教授来访，两个老先生都具有广博的学识，听着他们天马行空的对话，我们多希望先生体内的病毒也能烟消云散！但先生第二天突然高烧昏迷，他把主持报告会的事托付给纯鹏后，就让我们用三轮车送去淮河医院。
我们希望这次先生还能像往常昏迷那样尽快转危为安。但医生很快就告诉我们，病毒已周身转移了！这时，先生身体开始出血，被送进急诊室进行抢救。那是一个周六，开封血站已经没有供血了，我们知道后，就主动要求抽我们的血。医生告诉我们，不是输血能解决的，先生是全身出血。。。。。。
先生终于没能挺过这一关！
1995年10月29日清晨，当新一天的阳光来临时，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在最后极度昏迷疼痛中口里还不断喃喃说着“文章！。。。文章！。。。”
先生有太多的眷恋和不舍！他开创的事业刚进行一半，他刚刚过了61岁生日，他的女儿才13岁！
这次发病前，他的日程还是排得满满的，一篇文章要再看看，要去北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要主持一个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在先生病逝的前一天，纯鹏前去探望，难得暂短清醒的先生开口就问，文章修改的怎么样了？今年学位点怎么样？
从八五年十月到九五年十月，先生在河南大学工作整整十年。在整理遗物，我们吃惊地发现，先生所坐的藤椅还是十年前那个藤椅，所用的锅、床板，还是十年前米老师他们借送的！
从先生身上，我见证了什么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知道了什么是生命不止，自强不息！
先生学风严谨，生活勤俭；严于律己，乐观豁达；他不遗余力地关心、指导、帮助年轻人的成长，他先做人后做事以及注重思维方式和能力训练培养的教育思想，在生活和科研上带动和影响了一大批人。先生热爱祖国、忠诚党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知识渊博，多方面的才华令人敬佩；他不畏艰难、矢志不移地在科研的道路上努力进取，在生命最后几年身患绝症仍呕心沥血，争分夺秒地地工作，他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科学和教育事业。
先生去世后，纯鹏写了题为《一篇未完成的文章》纪念先生，他写到：“先生去了，他带着未完成的学科发展这篇‘大文章’的遗憾永远地去了，但先生为学为人的精神，光明磊落、胸怀坦荡、鞠躬尽瘁的形象却是永存的！”
2005年，在学校举办纪念朱自强逝世十周年的学术报告会上，时任校长的关爱和教授说：“朱自强先生的一生是奋斗不息的一生，他为河南大学理科学科发展做出的贡献，他崇高的精神和人格，永远铭记在河大人的心中，他为河南大学创建的科研基地和取得的科研成就将永远成为我校进一步发展的基石。”
先生一生坎坷，从大学毕业就被打为右派，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是在社会动荡中度过的，但先生依然保持着对科学的执着和热情；数年来，在绝症肆虐下经常长时间高烧昏迷，但他依然坚持上课，从不放下工作；在事业和生活长期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依然严于律己、淡泊生活。
今天，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将近二十年。我时常问自己，如果也处在先生那样的逆境，能否也像先生那样对事业充满热情？！能否也像先生那样恪尽职守、不计名利、甘于奉献？！
这些年来，先生那种不计名利、忘我工作的态度，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作风一直在激励、鞭策着我，让我不敢有丝毫懈怠，全力以赴，向着先生未完成的“大文章”目标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