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近代以来，中国学科的转型处于一个加速期，学科设置越来越多，专业划分越来越细，学科门类一直处于变动拓展之中。但过细的学科划分，切断了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整体联系，打破了世界的整体性，致使专家学者隔行如隔山，失去了重建整体性的能力。在倡言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新文科”建设语境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与观照已经落定的学科、学术、话语诸问题。面对人文社会科学积重难返的命题，需要多元学科的会诊和五味杂陈的处方，同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以及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学术同人以问题意识为主体、以边界的潜意识甚至无意识为依托，而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重新得道的唯一路径。
关键词：
新文科背景；人文社会科学；跨度；问题意识
学术界对“我者”的自我观照以及重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急迫。中国学科的转型自近代以来就处于一个加速期，这是一百多年来的基本情形。无论是纵观还是环顾，这个转型都没有停止过，只是在当下表现得更为凸显而已。如果说过去我们共同关注的服务当下抑或引领未来可以各取所需，那么暂且搁置之后则又有了更为紧迫的命题：重新审视与观照我们已经落定的学科、学术、话语诸问题。由此以观，无论是传媒界的同人，还是学术界的同道，无不充满焦虑和紧张。一方面，是学科体制内的碰撞与交叉加剧，“新文科”的提法与倡导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如何打通，以及自我的“文科”体系与之外的“理科”实现怎样一个程度上的交叉，都始终伴随着学术体系的重新构建；另一方面，关于学科体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问题同样紧紧缠绕在一起，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其话语体系在不可通约性与可通行约之间始终处于一个变动不居的位置，让编者、作者与读者都平添一份焦灼。
其实，明清以降，学科转型就开始呈现跃跃欲试的状态。近代以来，在以西方为参照的“科学”布局下，学科转型彰显得更为华丽。当西方学术体制舶来中国之后，接踵而至的便有了从“经学”到“科学”的嬗变：“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各地陆续设立的洋务学堂，戊戌变法高潮中设立的京师大学堂等新式学堂，特别是20世纪初由张之洞等人主持完成的学制改革，以欧美发达国家大学课程设置为蓝本，正式把中国原有的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四部之学’，转向包括理、工、农、医、文、法、商在内的‘七科之学’。”近代学科与学术的转型是一次艰难的选择：传统中国的学问或知识都被纳入“经史子集”中，而1912年定型的“七科之学”一举将这一知识堡垒或说壁垒彻底打破，格致诸学与法政诸学纷纷脱颖而出。之后，学科门类一直处于变动拓展之中，国内外都是如此。从20世纪的“七科”到当下的十四个一级学科的设置，足以说明这个变动拓展过程。
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来说，我们的学科还很年轻；但就传统意义上的学科而言，我们的学科还真称得上历史悠久。而今天人们言必称的“新文科”建设话题，不由得让我们浮想联翩。有时候想想，颇似《三国演义》开头的那句名言：“话说‘学科’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春秋时期的庄周先生也早就在他的名篇中预言：“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那“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的隐喻（《庄子·应帝王》），足以让我们在几千年后对他寓言式的预言心有戚戚、唏嘘万千。而“新文科”倡言的打通、交叉、多维之“跨”，已经不止是囊括原来的“四部”，它甚至是文理兼具的一网打尽。
笼而统之的“合”与科学意义上的“分”，也给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尤其人文学科的学者带来了无穷的困惑。东还是西？古还是今？左还是右？很多时候真的如徐志摩诗歌中的那句感慨：“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如果非要让解读一下不可的话，我本人会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命题。
第一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思考。这个维度的理解，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一个陈年病灶需要医生会诊，那么这就不是哪一个“科”的事情这么简单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往往是行不通的，疑难杂症必须由各路专家多管齐下。同样的道理，对人文社会科学积重难返的命题，也需要多元学科的会诊，需要五味杂陈的处方。从这个角度讲，所谓大数据、智能化、信息化等工具和方法的应用，无疑会给“文科”的繁荣带来“新”的气象。但必须看到，这些只是“表”、是“末”，是形式意义上的辅助和提携，并非“里”“本”意义上的内在依据所在。
由此可以引出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从更本质意义上寻求“新文科”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都能够感觉到：百余年来，学科设置越来越多，专业划分越来越细，这自有其合理性，便于研究者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层面的局部性问题展开更为精细、更为深入的研究。但有得必有失，过细的学科划分，切断了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整体联系，打破了世界的整体性，致使专家学者隔行如隔山，失去了重建整体性的能力，不能在整体的联系中发现规律、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某些重要问题，很难在固有的学科之内获得解决，因此，致力于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新文科”建设被提上了日程。
这里的关键，是对一个“跨”字的推敲。这里的“跨”，显然不是跨栏的跨，而是跨度的跨。如果是跨栏，那无异于走向了僭越和迈过；而跨度讲求的则是一个“度”字。窃以为，这个跨度就是“骑墙”的翻版。“骑墙”不是一个好词，我们爱用这个词称呼那些没有立场、观点的人，中外古今都不乏对这类骑墙者的批评。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里，就对这类“知识分子”多有微词。不过，我要声明的是，这里的“骑墙”不是指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摇摆，而是指走出自设的狭小空间，在更为开阔的学科视野中获取更有价值的问题意识。说得确切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以及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学者骑在问题意识的墙头上。
进一步说，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过程中，学者的立场、观点方法应该有所持，而且应该是鲜明的，如此方能经世致用。而在边界等问题上，需要强化研究者的主体意识，抓住我们经常说的主要矛盾，“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而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刻意在边界问题上做文章，为跨界而跨界，那是不会有什么宽阔的出路的。因此，我们不妨在跨度问题上少一份较真、多一分模糊，即如庄子所说的“混沌”与“浑朴”。但在问题意识上，却应该是明确的、清晰的。只有摒弃人为的学科边界、自制的学科壁垒这类带有“偶像”性的思维方式，我们才能避免画地为牢的狭隘，才不至于在辽阔的学术天空面前“坐井观天”。即是说，骑在“问题（意识）”的墙头上，才能尽显学术的风流。
“新文科”建设与“三大体系”息息相关，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我们人文社科研究工作者安身立命的应有之义。据我个人的观察，确立学科的主体性并对学科的主体间性有一定的同情和理解，乃是我们当前必须具备的态度和气度。充分重视学科的主体性，才能密切学科与社会历史变革的联系，才能对准行业需求，把学科推向更精更深之境地；高度重视学科的主体间性，关注不同学科的结合部、交叉点与薄弱点，才能左右逢源、上下贯通，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给学科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一言以蔽之，以问题意识为主体、以边界的潜意识甚至无意识为依托，才是人文社会科学得道的路径。舍此，我还看不出别的选择。以此就教于方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