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守正教授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今樟树市），20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他愤然回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49年初，党组织安排他由香港辗转来到开封，走上了河南大学的讲台。半个多世纪中，周守正教授乐做铺路石，甘为人之梯，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宽广的视野和高尚的人格，培养和影响了几代学人，为我校经济学、管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和人才基础，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累累硕果让业界尊称他为《资本论》研究的权威，朴实刚毅的先生之风无愧于学术大师的称号。
一、周守正教授事业成功的秘诀
周守正教授是建国后河南大学经济学科的奠基人，是学界公认的《资本论》研究的权威，一生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学术精品和珍品，其《资本论》教学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运用自如的境界。他似乎已把《资本论》揉碎了、嚼烂了、消化了，可以自如地用自己的方式、语言把它重新理出来、串起来，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因而，尽管《资本论》篇幅大、思辨性强，被公认为是最难读懂的著作之一，但周守正教授的讲授却能够以严密的逻辑、灵活的思辨、恰到好处的幽默和趣味性，让人从抽象中悟到具体、从枯燥中品出滋味，并引人入胜。正如一位教授对他授课的评价：“如春风化雨，点点入土。”听周先生的课可以说是理论和艺术上的绝佳享受。
周守正教授教学科研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秘诀何在呢？
曾经有学生问他，要完全把握《资本论》需要读多少遍？他说30遍。学生继续问，老师已经读了多少遍？他的回答是29遍！学生听后极为震惊。周守正教授如此严谨治学，几人能学得来？
还有人曾当面问周守正教授：“您讲课一连几个小时，没有一句错话、废话。为什么没有讲稿依然讲得那么严谨？”他脱口而出：“谁说我没有讲稿？我不仅有讲稿，而且每一次课前都要反复熟悉讲稿，不过不需要每一次都重新写，只是在前次讲稿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修修补补而已。”他说：“教师讲课不能照本宣科，关键是写讲稿、熟悉自己的讲稿。”紧接着，他讲了一个故事：“豫剧大师常香玉演了一辈子《红娘》、《白蛇传》、《花木兰》等剧目。每次正式演出前，坚持必须彩排，这是对群众负责。”他然后强调道：“当教师的认真备课，熟悉讲稿，不也是对学生、对自己负责吗？”
周守正教授备课之辛勤还表现在日常作息上，这位学富五车的老者常年保持着凌晨三点半钟起床的习惯。他自己说过，“我每天三点半起床，把每天要讲的内容在自己的脑海里默念一遍，这样讲课就可以脱稿了，我和你们年轻人不一样，我睡觉少。”
其实他不是睡觉少，而是更用心。周守正教授1979年12月的几篇日记写到：
15日：连日备课紧张，组织《资本论》全书结论的讲课提纲很费思虑，血压205-110。
16日：星期备课一日。
17日：《资本论》七八届研究生学完三卷。今日最后一次辅导，按七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的内容进行总结，讲三小时多。
18日：服“复方降压片”过量，日服六片，三次，头晕感觉不适。
寥寥数语却内含丰富，从中不难看出周守正教授多年来一直在抵御着严重的高血压病痛来备课和讲授。
我想，他在这几件事中所体现的一丝不苟、吃苦耐劳的毅力，严于律己、敬业忘我的精神，也许就是他事业成功的秘诀吧！
二、要给我安排课，我还要上课
1952年秋中央人民政府对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我校财经系师生全部南下武汉组建中南财经学院，时任系主任的周守正教授被河南省指名留了下来，也为河南大学经济学科的存续与发展留下了难得的火种。
正因为如此，周教授被省里和学校委以重任，是我省高校政治理论课和政治经济学专业唯一的教授和学术带头人，还兼任任教务处副处长、政治理论教研室副主任、政治系副主任等行政职务。工作的繁重并没有将他和教学第一线隔开，反而让他更加喜爱三尺讲台。为了支持一批年轻教师到人民大学进修，周守正教授单独承担起全校6个学院的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60年代初，为了支持郑州大学的建设，他接受委派同时在河大和郑大两个学校担任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每天早上6点出门，中午休息一次，晚上很晚才能回到家。那个时代的交通极不便利。对于工作生活非常规律的周先生来说，如此长时期地在开封郑州两地劳苦与奔波，其中的艰辛是今天的我们所无法想象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不让上课。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神圣职责的周守正教授，就应邀为河南省的中学政治教师、当地驻军、公社干部讲课，跑乡转镇，不辞劳苦，几乎天天连轴转。“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学校百废待兴的大好局面，他精神振奋，浑身是劲。他说：“我今年64岁，我要以46岁的精神努力工作”。
1978年，周先生开始招收了我校首届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1979年，他以敢为天下先的非凡气度成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资本论》研究室。1981年，他主持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获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批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权，使我校成为全国仅有的12个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之一。1985年，他组织创建了河南省高校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研究所，成为如今的经济学学术重镇、河南大学经济学院的主要源头。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他作为导师，单独和联合培养的毕业研究生已经超过100名。他培养研究生最大的特点是注意科学的培养方法，周密地制定和实施培养计划，设计的课程匠心独具、颇有特色，以广阔的胸怀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广聘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系统授课、言传身教，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工作能力，创造条件派学生参加学术会议。更为重要的是，周先生一直坚持亲自为研究生讲授《资本论》、《经济科学研究动态》、《资本论》方法论等课程，通过因材施教和引导启迪，开创了严谨、科学、求实、创新的教风和学风。
直到周先生88岁那年，由于已经换了两次心脏起搏器，要靠每天服用药物来维持心脏的正常跳动，学校不再安排他授课。然而，他却仍不舍得离开他忠爱的三尺讲台，多次提出要给学生上课。他说：“要给我安排课，我还要上课。我是教师。”“能讲一个小时，我就讲一个小时；能讲两个小时，我就讲两个小时。”2005年12月4日下午，天朗气清，阳光灿烂。十几位经济学院本科生聆听了92岁高龄的周守正教授不寻常的一课。他戴一顶深色绒线小帽，着一件黑蓝色布褂，一条腿轻轻地搭在另一条腿上，上面放一只草绿色的热水袋，双手紧紧地揣进衣袖里。“我愿意回答，你们的，任何问题……”尽管他行动和说话都有些不便，但仍然坚持为簇拥在周围的同学们讲完课。七个月零十天后，我们敬爱的周守正教授，带着他对教育事业执著和深沉的爱、带着他对学生绵延不舍的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无限眷恋的三尺讲台。周守正教授在这“最后一课”上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永远镌刻在深受他教诲的学生们心中。
三、严师亦有慈爱心
周守正教授不仅教学生知识，而且像严父般对学生严格要求、诲人不倦。
一名跟随周先生学习、私交深厚的进修生曾报考过他的研究生。考前一年，这名学生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要来一趟开封，请先生当面辅导一下，希望能够给自己缩小一下复习范围。尽管这位学生知道先生在关键问题上坚持原则、严格认真，但仍让自认为交情深厚的他始料未及的是：周先生回信不让他来开封，告诉他要按照考试要求认真复习《资本论》。他也只好老老实实地“啃”《资本论》，并最终因准备不足而名落深山。
周先生学业上的要求更是以严厉著称。他对学生提交的论文，哪怕是日常作业都要认真批阅。因为年龄关系，周先生的手有些颤抖，写字格外吃力。然而，他却从不因此而吝啬动笔。学生提交的每一篇论文，都留着他字迹工整、认真细腻的意见和评语。除了观点和思路，就连语言文字和标点符号使用上的问题都一一指出。
对待学生，周先生有严厉的一面，也有慈爱的一面，像慈母一样百般呵护。周先生的一位在校学生，曾经为自己婚事的操办发愁，周先生就在自己家里为这名学生主办了婚事。
长春的一位老教授给我们讲过这么一件事。20世纪70年代末，他和另外三位青年教师一起慕名找周守正教授学习《资本论》。当时河南大学办学条件还相当简陋、没有安装暖气，室内室外一样寒冷。这让四位习惯了东北暖气的进修生冻得够呛、非常不适应。几天后，年近七旬、看起来文文弱弱的周守正教授，竟然独自一人艰难地搬着煤球炉，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四层高的宿舍楼，顾不上擦汗却微笑着让他们赶快接过煤球炉御寒。说着说着，这位老教授又禁不住热泪盈眶、声音哽咽。
四、不逐名 只琢“玉”
周守正教授弟子可谓“群星璀璨”，既有我国学界的翘楚，又有政界身居要职的高官和商界的大亨名流，这些人才都是周先生潜心“琢”出的美玉。然而，他却从不与学生争名。他曾说过：“我本无心求名，是学生们让我出了名。”“我本身没有多少学术上的建树，因学生们的成就让我赢得了学术界的尊重和政府的肯定。”周老师就是这样用他学术道德、人格魅力诠释这“名为何物”的千古难题。
周守正教授虽是全国知名的“大牌教授”，又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等要职，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朴实无华，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他教导学生说：“研究《资本论》要有守得住清贫的思想准备和心理素质。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以清贫为劳苦大众求幸福的典范。以马克思的智慧。如果想个人发财，恐怕早就是巨富啦，凯恩斯是决不能与之相比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年收入100英镑。1920年，凯恩斯曾通过外汇投机活动使他获得多达2.2万英镑的红利，到1937年其个人资产总值已达到50.645万英镑）。我本人一辈子研究《资本论》和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一批又一批学生为经济社会做贡献，并致力于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富裕。我个人不懂得如何去赚钱，也从来没有发财致富的欲望，所以我的生活是平淡的，但在精神上我却十分富有。”
乐做铺路石，甘为人之梯。这是对周守正教授光辉业绩与德行风范的最简明的表述。以周守正教授为代表的一代代河大学人所秉承的这种为了别人成功而不惜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难道不正是河南大学历百年风雨、宠辱不惊，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和价值所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