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0日晚上7点30分，张今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一生心系党、心系人民、心系国家的党性原则；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忘我工作的职业道德；艰苦朴素、乐于助人的优良作风将永远留在我们心里，并时刻激励着我们。
一、党性强
张今先生是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共产主义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他讲党性、顾大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
先生从小就向往马克思主义，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13岁时他就和同学一起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共同阅读进步书刊。后来，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李廉，并在他的建议下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1945年，他又考入了同一所学校的历史系。
怀着对文学和历史的喜爱，先生曾经梦想当一名作家。但为了中国革命，他放弃了学习历史和心中的文学梦，为了国家需要转而学习英语，从事翻译工作。著名的重庆谈判之后，1946年1月，共产党和国民党签订了停战协议，并组成了由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5日，三方组成的军事小组会议宣布“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的基本方案”获致协议。这样一来，中共方面就需要大批英语翻译人员。4月中旬，周恩来同志将此任务交给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王炳南同志、外事组成员罗清同志和青年组朱语今同志执行。周总理指示罗清同志要在半个月内从重庆和成都的大学生中挑选一批政治上可靠、有一定英文水平的人，经短期培训后，准备在有美方参加的国共整编军队时，担任我方翻译，并为迎接革命胜利准备干部。
张今先生当时还是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大一新生，当他参加的新青社小组组长、中共地下党员谷风同志问他是否愿意到解放区去当英语翻译时，激情满怀的青年回答得斩钉截铁。在谷风同志的安排下他到上清寺参加了英语考试，成绩合格后在红岩村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指示下立即去了解放区张家口，开始正式的翻译工作。
1946年10月，国民党傅作义军队进攻张家口，张今先生和其他二十多名从重庆来的同学申请到延安新华社工作。不久，他又和同学一起奉派转向太行。当时，其中有一部分学生继续向山东或东北进军，有的去了国民党区工作，其余人员则被分配到了《人民日报》报社。张今先生当时一心想深入前线，那样就可以更直接地发挥作用，他向中央分局组织部的同志提出自己想到安阳县去工作和体验生活，考虑到张今先生是文职工作者，安阳作为游击区危险颇多，组织部便安排他去了稍安定的边区贸易局。
到了贸易局，局长刘岱峰拿出两份英文机器说明书让他翻译。借助着英汉辞典，张今翻译出的说明书准确、流畅，让使用者很是满意。一时间，张今会翻译进口机器说明书的消息不胫而走，晋冀鲁豫军区也得知这个消息，并把他借调到军区，主要任务是翻译联合国救济总署运送到解放区的救济物资中各种药品的仿单。在完成此项翻译翻译工作后，张今先生又服从安排，先后调到新华社临时总社和新华社总社工作，历任新华社翻译部翻译、校订、美洲组组长、英文组组长等职。同时，在新华社工作期间，张今先生通过自编材料和亲自授课的形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人才，为新中国成立前后新闻事业的发展以及新闻翻译工作者的培养做出了很大贡献。
1957年，张今先生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中右分子，1958年10月被送往隶属于北京市劳改局的茶淀农场劳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今先生两度身陷牛棚，饱受磨练，直到1979年平反改正。尽管两次受到不公平待遇，张今先生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他经常说，是共产党给了他一切，他必须好好工作来回报国家，回报社会。
二、业务精
张今先生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在工作中时刻想着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恪尽职守，忘我工作。
先生是1986年正式调入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工作的。工作以来，他不仅自己努力工作，勤奋研究，而且影响和带动了一批中青年教师投身到艰巨的工作之中。初到外语系时，他觉得这里英语教学力量很强，但对科学研究重视不够。为此，他先后出版了6本专著，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努力营造科研气氛。他还非常关心和支持外语学院的学科建设和学位点建设，曾和李泽民主任、研究生处张德宗处长一起，北进京城，南下广州，为我校申请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而奔走呼吁，费力劳神。并于1994年向学院领导和学校领导亲笔书写推荐信，力陈华南师范大学徐盛桓教授的学术造诣和引进的必要性、紧迫性，促成了徐先生的加盟，保证了外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点于1998年顺利获批。
先生在科研工作中，善于把实践上升为理论。他毕生从事英汉翻译工作，翻译实践经验非常丰富，这些实践经验促进了他的文学翻译原理和各种语言学理论的形成。也因此，他的专著都是“言之有物”的，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的，决不是重弹别人的老调。先生认为，做科研要避免被前人的框框所束缚，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往那个框框里跳。为此, 他给自己订了两条规矩：一、在研究的初期阶段, 只学习本学科的基本知识, 对前人的文献一律不看，等自己的理论系统形成以后, 再去阅读前人的著作, 从中吸收养分, 藉以修改和补充自己的理论体系。二、没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决不写书。为了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先生也会在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按需补课”，他博览群书，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 广泛阅读各种有关书籍, 从各个学科(包括自然科学) 吸收急需的知识。
先生说，做科研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人云亦云。这是最保险最安全的，但也是错误的，最没有出息的。因为这种科研没有新鲜见解，也就是没有创见，对错都只是对别人的模仿。第二种境界就是善于破除别人的偏见。这是一种创新，是真正的科研，是值得大力提倡的。第三种境界就是能够打破自己的偏见，这是科研的最高境界，也是最难的。
先生的志向正如他在1996年说过的那样，“六十年代起，由于政治上失意，我就开始转向学术研究，幸而老天不负苦心人，终于有所成。在今后十年中，我将再作最后一次冲刺，完成预定的学术研究计划，以期上无愧于党，下无愧于祖国和人民，实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少年时代就立下的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三、作风好
张今先生一生谦虚谨慎、为人忠厚、光明磊落；他生活俭朴、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保持了共产党人优良的政治本色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关心同事、爱护同志，深受师生和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
作为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进步学生，他受到过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聂荣臻也与他亲切交谈过，但这些从没有被他作为谈资大肆炫耀。作为河南大学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和河南大学唯一一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博士生导师，他也从不居功自傲，而是对学校充满感恩，只说是学校职称评定委员会对他的抬爱。
在日常生活中，先生总是非常谦虚、诚恳。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场合，无论是对长者还是后辈，他都仅同事和老师相称，从未以专家学者自居。先生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收入的高低、名利的多少于他不过是身外之物。1979年平反之后，新华社的老领导老同事多次邀请他回北京工作，以得到更好的工作条件，但都被他婉言谢绝。同样，在他的力荐之下，于1995年被引进我校的徐盛桓教授当时月薪为5000元，而作为我校当时唯一一位博士生导师，张今先生的工资远远低于这个数字，但他老人家从未向外语系、学校或任何人提及。
先生离休后，各级领导经常去他家里看望和慰问，每次问到他在学术和生活中是否遇到一些困难或不适应，是否需要帮助和支持时，他都说没有。其实，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他的科研没有足够的经费，他完成的书稿迟迟不能出版，年事已高的他由于身体原因出门很不方便，却没有配备汽车，等等。按他的身份，这些事情都是可以找学校解决的，但他不愿给学校找“麻烦”。没办法，很多时候，家人只好背着他帮他做一些事情。比如，2010年，张先生想回老家看看，因为年迈坐不了长途汽车，他的小儿子张颖瞒着他来到外语学院刘辰诞院长办公室，问是否可以派一辆小车送送父亲，语气中满是歉意，似乎是占了学院的便宜，刘院长当时几欲落泪，想一想：与许国璋一起名列外语学界十二巨匠的一代宗师，坐坐车就这样歉疚！
先生一生的生活都非常简朴，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贫民布衣。他写作所用的纸张都是很久以前的旧纸，颜色已经发黄，而且一定要正面用完反面接着用。他甚至没有订书机，每次写完一份东西，都是他的夫人马老师用针和线缝起来。为了节省纸张，他总是使用涂改液进行修改，或者用剪刀把纸张剪开之后再重新组合，粘贴在旧杂志上。
他的工作态度更是认真有加。离休之前，院里每次开大会，他都早早地赶来端坐在第一排。对于年迈的先生领导很不忍心，总会告诉他：“您不必亲自前来，有什么事我们会去和您通报，您坚持要来的话，我们安排汽车去接您。”先生只是笑而不答，下次开会时依然按时坐在第一排。
2000年，学校搞“三讲”学习活动，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写一份心得体会，院里的年轻教师大多是在电脑上粘粘贴贴然后打印出来就完事了。张今先生却一字一句工工整整用钢笔写就，写了整整15页，还恭恭敬敬地亲自交到办公室。2005年，全国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要求每位党员提交一份党性分析材料。当时张今先生已年近八旬，耳背眼花，靠助听器和高倍放大镜等辅助工具才能勉强进行科研工作。接到学院党组织的通知后，他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同样是一字一句工工整整地撰写了20多页的材料，认真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全面、具体、深刻地剖析了自己作为一名党员，在思想认识、理论研究、工作态度、待人处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还将下一步的学习研究计划很详实地开列出来，亲自送到学院，让人看了肃然起敬。学院为此专门编发了一期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简报，把先生撰写的这份材料原封不动地转发出来，供全院党员同志们学习借鉴，简报对这份内容具体详实、分析透彻深刻的党性分析材料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儿子——张今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