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大医学院在陕西汉中马家坝的办学遗址
1941年４月，七七中学学生在老师张剑梅（左一，文学院学生）的带领下到重渡沟春游。七七中学由河大创办
1942年５月，国立河南大学第十六届经济系部分毕业生合影
□本报记者史家轩 樊霞
1937年12月，日寇的铁蹄践踏到黄河流域，豫北、豫东沦陷，省城开封危在旦夕。为了文化事业免遭破坏，以河南大学为代表的学校先后组织了多次迁移，在艰苦的环境下，培养了一批批战时所需人才。
“嵩岳苍苍，河水泱泱.....”当这首河南大学的校歌响起，一幕幕场景从历史中喷薄而出：8年抗战时间里，河南大学多次搬迁，却维持着较高的教学水准，在各项考试和竞赛中获得好成绩，从而由省立改为国立。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抗日流亡办学的河南大学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铸成精神的丰碑，也充分表现出河南大学对国家、民族和社会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日寇入侵流亡办学
2015年7月13日，河南大学学生分成两路，组成“重走抗战流亡路线采访团”和“潭头办学历史调研团”，30多人分别前往南阳镇平和洛阳栾川潭头镇，重走河南大学抗日流亡办学之路，重寻潭头河大旧址和记忆。
河南大学八年抗战流亡办学的经历，是校史中熠熠生辉的重要部分。七十年前，时任河大教务长的郝象吾先生在总结河大抗战流亡办学精神时说：“河大八年抗战绝不仅有关于高等教育，更是传递中原文化的一条文脉。”七十年后，现任河南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凌对那一段坎坷办学路作了这样的解读：“抗战期间，我校克服种种困难，辗转流亡办学，用实际行动诠释和印证了‘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河大精神。”
1937年下半年短短几个月时间，日军便占领了平、津、京、沪等地，连续轰炸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高校，敌占领区的学校相继开始搬迁。河南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日寇意欲打开中原枢纽，进而威胁西南大后方，分别由鲁西南进攻商丘，由平汉路向豫北推进，并不断派飞机轰炸开封、郑州、安阳等城市。
当时的省城开封集中了河南最多的学校，面对如此危急的局势，河南省政府做出“凡已受袭击或易受袭击区域之学校，一律向安全地带转移”的决定。
河南大学要迁往何处？这在当时是个备受争论的问题。时任河大校长刘季洪决定河南大学暂避豫南，一旦时局恶化，或从鸡公山南下武汉，沿长江入川；或从镇平、淅川进入陕西，经汉中到四川。这一想法得到了省教育厅的同意。
1938年初，河南大学农学院和医学院首批迁往豫西镇平，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及校本部迁往鸡公山，拉开了河南大学八年流亡办学的序幕。
抗战八年，河南大学校本部大规模搬迁5次，从鸡公山、镇平、潭头、荆紫关，再到陕西宝鸡，医学院则多次由嵩县到汉中，又到宝鸡。其中河大在嵩县潭头办学五年，其他地方多则一年，少则数月。“不仅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师生还遭受日寇的疯狂迫害和残杀，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是罕见的。”河南大学校史馆馆长王学春说。
战时河大坚持教学
不管办学条件如何艰辛，河南大学教学及学术活动始终都没有停顿。
虽然时局动荡屡屡搬迁，学校财政困难，工资折发且迟迟不能到手，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河南大学的学教气氛依然浓厚，大多数教职员依然心系学校不愿离开。仅1938年至1939年，来到河南大学的就有段青云、杜新吾、张瑞等教授，加之原本在校的哲学家嵇文甫，史学家张邃青，教育学家余家菊、刘海蓬等，这支师资队伍为当时国内大学所称羡。
各院教授并没有因战事无常而敷衍了事，均按照课程要求按时认真讲授。经济、教育、文史、生物、英文各系学生还分别成立研究会或学会，利用课余时间互相切磋研习学业。这种学术氛围是“抗战初期平津京沪搬迁西北西南各大学所为羡慕的”。农学院阮殿元、曾克强校友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939年5月中旬，河南大学从镇平迁到嵩县潭头镇。途中，“男生全部步行，行李由牛车运送（女生可坐牛车），每天行程60华里。”教职员、学生、工友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陆续到达嵩县潭头镇，在此度过了最为安定的五年时间。
在此期间，河南大学坚持改造战时高等教育的方针，对照部颁大学课程标准设置课程，增加中国历史方面内容，鼓励教师编写教材，灵活组织教学。同时，严格教学各个环节的管理以提高教学质量，严把入学关、考试关和毕业关。
在逐渐完善的制度下，河南大学的各项教学任务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942年3月，河南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更名为国立河南大学。
河大师生喋血潭头
1944年5月，日军发动豫西战役已有多日，潭头是日军西取卢氏必经之路。河南大学再次到了危急关头。经校务委员会研究决定，5月12日河南大学撤离潭头。
日军占领嵩县后，发现这里曾有中国一所大学的医学院，令他们惊讶的是，这所大学竟然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坚持了5年之久。据日军战时文件资料记载，日军发现写有“河南大学××先生”宿舍字样的门牌，以此为线索找到了其疏散地点。
5月16日8时许，日军挺进队出现在潭头南汤营、石门岭、卡沟一带。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夫妇，学生李先识、李先觉和刘祖旺等被日军堵个正着，在被日军押着走到山顶时，看到另一队日军押着20多名河大教职员工走来，他们都是因为看护转移学校图书仪器没有及时撤离。
同样背着一架经纬仪的农学院助教吴鹏和理学院助教商绍汤，文学院学生朱邵先、辛万龄4人被日军堵在石坷村小学院子里，除朱邵先外，其余三人当场被枪杀，受伤的朱邵先被村民李永信和儿子李中贵抬回家中抢救，三日后去世。此外，张静吾夫人吴芝惠被刺死，刘祖旺、李先识、李先觉先后跳入路旁水井而死。
在这场惨案中，河南大学师生及家属被杀9名，25名失踪。图书馆中最宝贵的典籍文献被劫掠一空，理、农学院仪器标本多数被烧毁。
在日寇肆虐潭头之时，当地人民给予河大师生极大帮助，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家住石门村的张元父子在逃难中与河大一学生互换了衣服，学生得以脱险，而张元却被追来的日军误认为是学生而遭射杀。农学院教授黄以仁与妻儿逃到潭头河南坡姓阎的村民家隐居下来，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阎家拿出仅有的杂面拌以糠菜做成黑馍给黄家人充饥。理学院院长孙祥正和教授李白鄂等人在小河村避难，还有不少来不及转移的河大师生也躲藏在潭头附近的百姓家中。抢救朱邵先的李永信、儿子李中贵和姜德基等乡亲一起将朱邵先、辛万龄、吴鹏三人葬在石坷村的马坪，此后60多年中，李家每年都要给三位死难者上坟，从无间断。
张静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这次惨痛遭遇中，潭头农民对素不相识的我，给以生活照顾和协助，逃避敌人以及对亡妻坟墓的维护，我除永远万分感激外，深觉山民淳朴忠厚，有助人为乐之气，有爱国爱同胞之情。”
流亡8年传递文明
八年流亡办学，河南大学不仅为流亡学子提供了求学便利，还宣传发动和组织民众，掀起了抗日救亡的巨浪，培养出了1400多名抗战建国人才。更难能可贵的是，河南大学就像文军远征，沿途播撒科学民主的种子，促进了所经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
河南大学搬迁至镇平后，有一段时间，农民粮仓出现小黑甲虫，损失严重。王鸣歧教授带领学生细心观察研究，发现小黑甲虫生卵于花上，再蔓延于子粒。找到原因后，他马上指导师生开展防治，虫害尽除，农民拍手称快。
河南大学搬至潭头教学五年，40多位知识名流分住在群众家中，他们与群众亲如一家，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高级知识分子与山区普通民众共同生活的佳话。
河南大学在做好本科生教学工作之余，有感于当地文化落后，同时河大教工也有不少适龄子女需要接受不同阶段的学校教育，因此，在潭头创办了多所学校，对不同的人群进行不同的教育。
河南大学在潭头4个施教区内分别成立了5个民众学校，又成立了简易师范学校，培养教师。1939年7月，河南大学创办潭头中学，以“七七”命名，以激励学生为抗日救国而读书。1942年河大又决定建立七七中学高中部，河大不少教授在高中部讲授过课程。河南大学离开后，该中学由地方接办。1994年12月，河南大学作出决定，命名潭头七七中学为河南大学潭头附属中学。
除了兴办中学，河大还接办了当地仅有的一所私立伟志小学，后更名为河南大学实验小学，这是抗战时期河南省师资力量最强的完全小学。在潭头期间，河大师生为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还创办了许多农民夜校。
河南大学在当地兴办各类学校，使老百姓有了求知的机会；河大大力推广社教活动，推广新的生产技术，宣传科学知识，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医学院师生以嵩县县城周边地区和潭头为基地，为百姓诊病治病，宣传卫生常识。这些活动不仅改善了当地的医疗条件，更对当地民风民俗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