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与白话：一个世纪的纠结》是张宝明重新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专著。本书的引言部分借用“戈尔迪乌姆之结”引出“文白之争”。新青年派的激进做法让“白话取代文言”犹如亚历山大大帝剑砍戈尔迪乌姆之结一样，表面上根本问题解决了，然而内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本书正是从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白之争”中“剪不断、理还乱”的“戈尔迪乌姆之结”切入，深入挖掘文言白话论争背后隐含的各种复杂社会历史。
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写学衡派和新青年派因对“文学”概念的理解差异而进行的争论。新青年派主张“文字”与“文学”兼收并蓄的“杂文学”观，而学衡派则主张“文字”、“文学”单门独户的“纯文学”观，认为文字仅取达意，文学则必于达意而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必须有审美表现，也就是“美文”，而“美文”与简约、凝重、精雅的文言文密不可分。
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写为“引导舆论、传播思想为启蒙造势”的新青年派和为“研究学问、探讨学理为学术造基”的学衡派作为“启蒙家”和“思想家”对“文学”命名权的争夺。
长期以来，文言作为古典传统的“雅音”一直以主流的形式高高在上，白话则扮演着不登大雅之堂的粗俗角色。文言是贵族的“专利”，口语则是平民或贱民身份的标志，而这一怪异的文化现象的背后隐藏着的恰是中国封建的等级文化。因此，新青年派就把“白话文”作为反对等级观念、追求自由平等的工具。白话取代文言，就是要颠覆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等级秩序和对立关系。同时，在新青年派看来，白话文学是科学理念下的文体，白话不但浸润着民主的气息，而且还沐浴着科学的阳光。
学衡派倡言语言文字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深层文化底蕴，不可轻易抛弃文言。他们打出“趋雅音以崇文”的文化大纛出场为文言正名，他们一面对新文化者僭越角色进行发难，一面对“文字之体制”的变脸做“此路不通”的判罚。
本书的第三部分主要写新青年派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学衡派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来源以及归宿。学衡派的“人文主义”来自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仪”，自制、规训和收敛，不可毫无节制的自由、放纵和张扬。而新青年派的“人道主义”思想来源于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下的卢梭等人的人道主义哲学思潮，肯定人的尊严、呵护人的个性、追求个人的幸福、坚守人间的自由，主张个人本位主义。白璧德的思想核心是多担负责任，卢梭们则把个人的“地盘”扩容多了些。因此学衡派安息的、群位的、守成的人生观恰恰与新青年派激进的、个人本位的、进取的人生观相对，于是就有了双方对位的紧张。
结语部分主要是作者对新青年派与学衡派这两个中国近代激进与保守的集大成者以及对文白之争的思考。作者认为，论争的双方都是为了捍卫自己心中的知识信仰，都是为了寻绎振兴中华的文化方向，若能将两派思想中的合理部分加以有机整合，我们的文化发展一定会更加充满活力与生机。“并立而竞进”、“开放与包容”，只有对各家各派予以必要的尊重，才能赢来百家争鸣的昌盛局面。而这一价值取向，对当今我们的文化复兴，同样也具有十分重大的借鉴意义。
新青年派与学衡派，一派追求思想启蒙，一派注重学术道统；一派更多地钟情于“未来”，一派更多地看到了“过去”；一派想尽力吸收，一派想自我挖掘。两者并没有孰对孰错的划分，也很难有孰胜孰败的论定，有的是他们面对几千年来中国未有之变局，为中国之前途和命运的殚精竭虑；有的是他们捍卫自己内心信仰的坚毅。
“并立而竞进”，这是作者对“五四精神”价值取向的肯定，也是对“文白之争”、对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学争论思考后得出的结论。新青年派激活了学衡派的守成，而学衡派也对新青年派形成了有力的补正。正是这种张力的存在，使得文化的发展具备了内在的动态结构而有效地防止了某种观念的极端化。在并立中互补、互补中竞争、竞争中发展，这就是文化演进的正常轨迹。
（历史文化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