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以中式建筑为基调，融入欧洲建筑风格的河南大学近代建筑群中间，如同走进历史，总能感受到这所古老而又年轻学府的独特神韵。城墙绿树，湖光塔影，晨读声中不时传来铁塔角铃的叮咚，编织出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校园风光。
诗意盎然的校园给我的大学生活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最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是引导我走上治学之路的几位老师。
一
走进河大的阶梯教室，我总是会联想到生命的阶梯。如果说，在我读大学和毕业后的教学生涯中曾经登上过三个台阶，那么，我首先要感谢的是引导我迈上台阶的授业恩师。
第一位是徐土年先生，他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名著选。徐先生那时候还很年轻，大约只有二十五六岁，英俊潇洒，操一口流利的“江南普通话”。听惯了中学语文课的刻板说教，乍一听到大学教师新鲜的见解、风趣的谈吐，我们一下子就被徐先生所吸引。课堂气氛活跃，不时发出思维被激活的兴奋笑声和同学之间因意见不同的争辩声。徐先生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他规定学生每两周写一篇作文，由作者在课堂上宣读，同学们进行自由评论，最后当然是他画龙点睛般的点评。徐先生每周上两次课，每次上课之前，我总是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一面预习课文，一面想象着他会从什么地方入手，把我们带入对作品的理解，进而于不知不觉间产生审美愉悦。在徐先生的鼓励下，我开始对写作产生兴趣。一次，先生让每人写一篇反映“三反”后学校变化的通讯。讲评时，我写的那篇意外地得到了先生的赞评。一句鼓励点燃一个梦想。事后，我壮着胆儿把稿子投给了《光明日报》，不想稿子竟很快刊出，那是1952年7月。看到自己的文章印成了铅字，我激动得手足无措，好像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的美丽，天也好像变得更加湛蓝。接着，《光明日报》又发表了我的第二篇习作。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也因徐先生的推荐而在新乡市文联获奖。就这样，徐先生引导我在写作上迈出了第一步。生命的第一个台阶深深地影响着我的整个生活进程，它不仅养成了我平时注意锤炼语言的习惯，而且随后散文写作竟也构成了我打开心灵世界的一扇窗子。
如果说徐士年先生唤起了我从事文学写作的热情，那么万曼先生则是指导我进行专业论文写作识训练的第一人。
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当时的情况，学校常停课，进行各种“运动”、劳动，我虽然已是毕业几年的青年教师，但除了经常参加“运动”，参加体力劳动外，对教学与研究工作仍然相当陌生，一片茫然。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的万曼先生，在青年教师座谈会上对我们说：“青年教师要学会坐冷板凳，书要靠自己来读，不能图热闹。毕业几年了，还没写过一篇学术性的文章，怎么能算合格?没有研究能力，哪来教学质量?”万先生看似轻描淡写的批评，却使我们脸上阵阵发烧。读书的空气日渐浓厚。
怎么读书?怎样研究?带着这些问题我登门去请教万曼先生。万曼先生早年从事文学创作，在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月报》等刊物上，经常可以读到他的诗歌和短篇小说，中年以后他才致力于教学和理论研究。万先生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戴着深茶色眼镜，穿一身颜色较深、合体的西服，举止文雅，很有学者风度。在当时以穿着工农化为时尚的气氛中，万先生的做派显得并不入时。同学们都知道他有学问，背后传诵着《小说月报》编者在发表万先生作品时对他的评价：“一位有着英国绅士风度的作家。”我和万先生虽然是同一个专业，不知道什么原因，对他总有点敬而远之。这次拜访后，方知先生是位外冷内热之人。他耐心地听着我的述说，并不随意插话。谈话结束时，他只是向我提出建议：从作家研究入手，逐步达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把握。遵照万先生的意见，我首先阅读了叶紫的作品，并且写出了第一篇作家研究论文——《叶紫小说简论》。万先生仔细地看了论文，并把我叫去，和颜悦色地给予点评指导，还说，修改后把论文送给他，他可以推荐给学报。这篇一万五千字的论文后来发表在《开封师院学报》1963年第1期。
20世纪80年代初，我出版了第一部不足十万字的小册子《鲁迅与河南》。从选题到资料搜集，《鲁迅与河南》完全是在任访秋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当时，先生的视力已经很差，可他还是艰难地阅读了著作的初稿，并且欣然命笔，写了《〈鲁迅与河南〉序》。在序里，先生肯定这本小册子：“对史实详加稽考，对事理深入分析，平实审慎，细大不捐。”其实，能够做到这一点，只不过是对几十年来先生耳濡目染的感悟。
在学术研究上河大赐予我的，当然不只是这三位先生。铭心的师爱金不换。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不同时期给予我指教和帮助的许多位先生和同事。中文系主任、楚辞研究家李嘉言先生，希望我在专业上学有所成，把自己珍藏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已经绝版的三本《现代文学史》著作赠送给我。这些著作至今还站在我的书架上。每当看到这几部著作，李先生温和而满含期待的目光似乎就浮现在眼前。著名思想史家、原开封师院院长赵纪彬先生亲笔撰写的鼓励我上进的信函，也一直是我心中的珍藏。
二
随着徐、万、任三先生的先后谢世，我对他们的思念也与日俱增。我意识到，他们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不仅仅是对我的这些具体指导，而是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永恒的人格魅力。
坚实的学术功底和首创精神的结合，是他们治学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传统。徐先生虽以讲授现代文学见长，其实，他的古典小说研究成绩更受学界推崇。1956年，徐先生在国内率先出版了专著《古典小说论集》。此书一出，立即引起了当时的高等教育部的重视。当年，国家全面推行研究生制度，徐先生迅即奉调进京，入北京师范大学参与主持古典小说专业研究生的指导工作。“文革”中，先生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但在十分困难的逆境里，他仍然给读者留下了他最后编选、校勘的《唐人小说选》。
万曼先生的治学领域同样十分宽广。我们读大学时，一方面阅读他出版的《现代作品选讲》教材，同时又欣赏着他极具个人风格的《白居易传》。20世纪60年代，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刊发的长文《唐集叙录》是他半生精力的结晶，其对唐诗的补遗、考释在研究界引起了广泛的轰动。任访秋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可谓硕果累累。194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现代学术史上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而《中国近代作家论》则堪称该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充满个人真知灼见的《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一、二集的出版，更说明先生是治中国文学之通才。三位先生知识渊博，学贯中西，他们从不画地为牢，以研究某一阶段的文学为界，把研究天地自我封闭起来；而是敢为人先，以实证为基础，不断地开拓着研究的新疆域。他们治学的风气，深深地影响着河大的几代学人。对于先生开辟的学术境界，我虽心向往之，却因悟性太差，学术根基薄弱而未能迈出坚实的步子。
在教学中，三位先生对接受对象都有着质朴的热情，充分的理解，让我们感受到先生那种视生如子的胸怀。徐、万先生逝世较早，没有来得及参与河大研究生教育。任先生开始从事研究生教学时，也已进入古稀之年。但是，他与年龄和他差别极大的学生，总能平等交流，相互切磋。在他身上，永远看不到那种居高临下、令人敬而远之的威严。研究生总愿意亲近他，有时甚至“冒犯”他，发出与他不同的学术声音。他对学生“冒犯”的回答有时是一阵友好的争论，有时也用微笑表示赞同。教学相长的真谛，就在于它使教学双方既在感情上亲密无间，又时刻保持着对话对象之间的学术独立性。师生之谊也就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默默地滋长。
我还特别赞赏先生们坚守中原的可贵精神。徐、万二先生都是响应号召，支援河南而来的。解放初期的河南，教育落后，物质生活贫乏，无法和较为富足的都市相比，先生们却以苦为荣，迎难而上。河南高校的学生，也多来自农村，衣着简陋，缺乏卫生习惯，甚至和城市文明格格不入。对于这些，先生们表现出一种宽厚的理解。任访秋先生作为河南本土学者，更是为复兴中原文化殚精竭虑。有着数千年灿烂文化的古老中原，文化遗存厚重而辉煌，人们走到每个黄土堆前，几乎都能听到一串动人的故事。然而，到了近代，中原文化固有的本土文化中心位置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连年战乱的破坏和持续不断的饥荒，使这块土地已经像饱经长途跋涉的疲惫老人一样举步维艰。知识也像日益沙化的土地面临着荒芜。中原文化的凝聚力在日趋下降。20世纪的中原文化人，几乎一茬一茬地在成批逃亡，四处星散。文人荟萃的中原，到解放时，文化人已寥若晨星。而任先生为了在中原播撒学术绿色，几十年如一日地一直坚守在河大，直至走到生命的终点。这是最高尚的人格追求，这是河大能够保持活力、代代延续的精神所在。河大魂安在?它藏在像任先生这样的教师无言的行动中，藏在教师日常对学生不经意点拨的谈笑间，藏在代代学生为超越教师而奋斗的岁月里!
三
河大的青春之气也来自对外部营养自觉的吸纳。
1959年秋天，我被选送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进研班学习。天外有天，北大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里有着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氛围，新的学术表达。我的导师是著名的现代文学史家王瑶先生。那是一个崇尚“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年代。虽然当时王瑶先生的学术地位正在受到无知者的挑战，但他却不像河南学者那样谨慎，而在许多场合继续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发表着当时被视为异端、过后被现实证明是一种先见之明的议论。他身上始终保持着一种学者的自尊、学术研究的大气。还应该提到唐弢先生。经在北京的亲属介绍，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就结识了唐弢先生 。当时他曾热情来信，询问我的教学和研究情况。终因自己学无所成，不敢贸然求教。20世纪70年代末，查阅地方史料时，我发现鲁迅在20世纪初期，曾亲自为《中国矿产志》和《中国矿产全图》撰写广告，刊于1906年出版的河南《豫报》。为慎重起见，我将稿件寄给了唐弢先生。唐弢先生赞同我所做的考证，并把该文推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这就是发表于该刊1980年第2期的《有关鲁迅早期著作的两个广告》。我在文中叙述我和王瑶、唐弢先生交往中的这些往事，只是想表明，河大教师的成长，是由河大的导师和校外的导师共同承担的。非如此，非打破自以为是的自我封闭，河大在竞争中就难以进入佳境。
静夜仰望苍穹，群星疏疏密密，或偎依，或独处，深不可测，我突发奇想：人海茫茫，地北天南，师生相聚，莫非前缘?在我的学术生命路途中，若无诸师指点迷津，也许至今我还会彷徨于歧路。有人说，岁月会淡化记忆，而我的实际感受是：这几位先生的形象，随着时间的远去在我的心中却愈来愈加清晰，终至成为我生命中的太阳、永驻心头的偶像和旗帜。
河大，因为拥有这样既平凡而又无与伦比的教师，才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座中原学子向往的圣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