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29年到北师大读书后，在一段时间里，曾常常在北京《新晨报》副刊，以及师大中文系办的《国学丛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就个人记忆所及，并且现在还能找到的有关作家评传的，如《边塞诗人吴汉槎评传》《袁中郎评传》。有关古典文论的，《刘师培文学论》《古文家的文论》《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等》。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历时五十多年了。
在这五十多年中，时代曾经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自己的生活，随着个人客观环境的变迁以及风月的流逝，不能不令人发出少年白头，事业无成之叹。大概由于自己天分的愚鲁吧，尽管自己孜孜不倦，从来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偷懒，但仍不免流于庸庸碌碌，说不上有什么成就，现在编辑同志要我来谈谈治学方法和心得体会，的确令我无限惭悚，但推辞不掉，只得勉为其难，简要写一点供青年读者们参考。
现在回想五十多年来，所走过治学的道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早期，从平时阅读各家论文专著中学习积累资料，进行分析、比较，逐渐达到融会贯通，然后加以系统整理，写成论文。
(二)中期，从教师及课堂讲授中，领会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从而提高自己对理论的理解与认识水平。
(三)近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学习运用马列主义的科学方法，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写出具有观点比较正确的论著。
一
我是1923年秋考进河南第一师范的。这个学校的前身是河南优级师范，所以学校的设备如图书、仪器、标本等都比较完备。同时经费充裕，能以较优厚的待遇聘请一些学识造诣较高的教师任教。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五四后从北大、师大请来一批优秀的毕业生来任教，他们把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带到学校来。所以在行政管理上，一扫过去封建家长式的方法，而代之以民主作风。同时同学们也都能进行自我教育，养成了独立钻研的学习风气。
我入学以后，就深受高年级同学的影响，有了钱就买书订刊物。记得有一个时期，热心于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梁任公讲演录》，从“讲演录”中我曾受到启发和鼓舞，使我立下毕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宏愿。在我升入高级师范文科一年级时，学期考试，老师就让我们试写论文作答卷。这就培养了我们开始写论文的办法。
1924年到北京读书后，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学术论文。当时所用的论点方法在那时来说，还是比较进步的。首先当时自己已经接受了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是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和封建古文学的。在文艺观上既已接受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新观点，同时又深受《语丝》《小说月报》《创造周报》等刊物中所介绍的西方文学论的影响。因此在我写的近四万字的《古文家的文论》一文中对唐代韩柳直到清代桐城派一系列古文作家的文论，进行分析、比较，指出他们在思想同艺术上的继承发展与变化后，还批判其因袭保守，以及终于不能不趋于衰歇的原因。由于写这篇论文，我对我国传统派的散文理论的渊源、流变，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解。
以上说明，我早期治学方法，只不过是在确定了论文题目之后，搜集有关资料，最后用当时的观点(文学观与历史观)加以分析评价，从内容上加以排比与系统的论述而已。
二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在北京读书，听了当时知名学者的讲课，如钱玄同的“音韵沿革”“《说文》研究”“经学史”，胡适的“中古思想史”“中国文学史”等。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清代朴学家们的治学方法与精神作了介绍，同时在对所讲的有关学术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中说明他们虽运用前人的方法，但又不为这种方法所囿。
即以钱先生而论，他是章太炎的高足，是治经学同小学的。他从章氏那里了解到了古文经学家们对经学的理解与评价。但后来他又从崔适问学，崔是治今文经的，并且非常赞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对古文经辨伪的论点。钱先生接触到这部分最早是从崔氏那里看到的。这样就使他毅然跳出了历史经今古文学两派对立的学术圈子，打破了前人的门户之见。对两派争论的观点，能够客观地评价。
他在课堂上，对同学们一再批判封建时代的学者在学术上严守家德师说的错误的门户之见，并且阐明了他的治学态度，即“考古务求其真”，并且“致用务求其适”。所谓“真”即对于研究所根据的资料，一定要真实，只有真，才能达到信。如果所凭借资料，是后人伪造的，那么你所得出的结论，一定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他主张对于中国古史的研究，一定要先下一番辨伪的功夫。在这一点上，他和当时史学家顾颉刚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当时学术界曾目他们为“疑古派”。而他晚年为书籍题签，常自署“疑古玄同”。胡适在五四后，对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等，都曾写过考证的文章，他自称他有“考据癖”。这一点先生和他颇有相同之处。
至于“致用务求其适”，这个见解也是非常正确的。其意即在根据客观现实，能够因时制宜，而反对拟古模古的复古主义。在文学上，主张新文学，反对桐城派和文选派，这点熟悉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都清楚。此外在语言文字上，他断言“中国文字，在没改成拼音以前，是非全趋于不美而易于写的破体小写不可”。这是20世纪30年代钱先生给我们讲授“《说文》研究”课时所发表的议论，时隔五十年，到现在不完全实现了吗?
由于我的兴趣是在文学史方面，而不在文字学方面，因此虽然接受了钱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但他平生专精的小学并未能继承，自然谈不到发扬了。
胡适是我在北大研究院读书时的文学研究所所长。1936年我在研究院毕业时，他是那一届文学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任委员。20世纪30年代我写的《袁中郎研究》(已出版)以及20世纪40年代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曾出版)在观点方法上，都曾深受胡适的影响。
三
我之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治学方法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当时新河大刚刚建立，中文系的几门重要课程，如《中国文学史》《现代文学史》《文艺理论》等，校领导让我和李嘉言、张长弓两同志协同讲授。并要求我们在上课之前，一定要拿出印成的讲授提纲来。至于内容，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论述文学史的发展以及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我们当时只得用“干中学”和“学中干”的态度，来完成组织上交给的教学任务。
当时为了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马恩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反杜林论》等，确曾用心加以精读。至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不仅细读，而且还写出了心得和体会。特别对《讲话》，我还写出了专篇论文，发表在《新中华》杂志上。
195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集》，同时师院函授部也印出了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稿》。开封师院学报创刊号，刊出了我的专篇《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批判》一文，这部是我用新的立场、观点、方法写出的论著。
1957年反右以后，有一段我发表文章的权利被剥夺了，直到l964年，我才开始在师院学报上发表论文，计有《龚定庵文学略论》《吴敬梓的学术思想》《〈金瓶梅〉人物形象的分析与艺术成就》等。但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不仅谈不到研究，就连坐下读书的机会都没有。上山下乡，终天从事劳动。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被安排到教学岗位上，担任“鲁迅作品选”课。曾写一些鲁迅小说及杂文分析的文章，并曾写3篇篇幅较长的论文，《略谈鲁迅杂文及其艺术特色》发表于校刊。
“四人帮”被粉碎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在学术上，贯彻了“双百方针”，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什么问题都可以探讨。而且都可以发表。
从1981年以来，我一面整理旧作，一面从事对新问题的探索，五六年来，出版了《〈聊斋志异〉选讲》《中国古典文学论集》《鲁迅散论》《袁中郎研究》《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中国新文学的渊源》等6本论著。这和已发表还未辑印的论文，约150万字。
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从古代、近代直到现代的发展，逐渐理解到它的演变规律。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论述，自认还能掌握科学的艺术的客观标准而予以较为公允的评价。总结过去的经验，使我觉得一个青年，如果打算献身于学术研究事业，似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志。过去孔子曾讲他个人学养发展的过程，首先是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当然“学”的内容涵义很广，有道德修养，也有做学问。但不论前者或后者，都需要立志，然后全力以赴，以期有成。
(二)明确方向。如果是做学问，那就需要明确专业方向。不能三心二意，不能见异思迁。因为任何专业的成就，都不是一蹴而就，或一曝十寒所能为功的。
(三)要采用正确的方法，才能事半功倍。否则，就不免会走弯路，或收效甚微。
(四)要有韧性，不惜献出毕生精力。荀子曾讲“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而舍之，朽木不折”。
五十年来在治学上，我是这样过来的。我的书斋曾以“不舍”命名。所以在研究学术的道路上，愿与各位青年读者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