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读经典”话题：在历史上反复出现

有关“经典”的话题很多，从大的方面说，无外乎两个问题：一是为何读经典，二是如何读经典。两个问题，角度不同，内容也不一样。如何读经典，专业不同，见解自然不同，见仁见智，没有定论。为何读经典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也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肤浅的认识。这里，我想从一个大的历史时段来试图再作说明。

当前，我们处在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非常迅速。据说，18世纪以前，知识的更新速度为90年左右翻一番；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更新加速到了3至5年翻一番。新世纪以来，新技术、新经济革命如潮水般涌来，更是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总之，近50年来，人类社会创造的知识比过去三千年的总和还要多。有种说法，在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辈子。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经历过无书可读的困乏时代。粉碎“四人帮”之初，出版社为应对读书难的窘境，重印了一些经典名著。那时，我还在乡下，听说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出现过昼夜排队抢购图书的场面，叫人羡慕不已。毕竟，他们终于有书可读，而我，还在乡下“修理”地球，无缘抢购图书。此后，图书市场逐渐活跃，读书难的状况迅速改观。20世纪80年代，全民读书，如饥似渴，留下了浓郁的时代烙印。

世纪之交，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数字文献异军突起，迅速占领市场。而今，读书已非难事。但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的大脑成为了各类知识竞相涌入的“跑马场”，很少有消化吸收的机会。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书虽然越来越多，但读书的人似乎越来越少。在过去无书可读的年代，大家特别想读书，偶然得一本书，即使是手抄本，都抢着去读，十分珍惜。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手机、电脑等各类新媒介迅速抢占我们的视听空间，不断投递各种信息，阅读越来越碎片化、快餐化。久而久之，读者又会感到空虚，觉得这种阅读留不下什么东西。作为出版人，作为教育工作者，大家似乎都有这种担忧：不能让快餐文化占据我们生活的全部。不仅新媒体，商品经济也在催生着新的价值观，那就是以实用为标准来衡量一切。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很容易缺失作为人的最重要的东西——精神。身处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时常能感受到焦虑，面临着选择的艰难，迷惘于进退的失据。这是一种文化转型时期的重要特征，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

我们知道，在纸张发明之前，文字主要凭借甲骨和竹简来记载和传播，受到载体的制约，文字通常很简约。东汉之后，纸张开始大量出现，图书有了市场，于是在大城市中，书店应运而生。王充就是在书肆中开始读书生涯的。书店的出现，说明新型文化的普及时代来临。传统的文化典籍，新颖的文学创作，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和接受。西晋文学家左思《三都赋》问世之后，可以使“洛阳纸贵”，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雕版印刷，尤其是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更是伟大的发明。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及时地把这一发明记录下来。他说，如果印数较少，活字印刷未必占有优势；如果印上千份，就会显出神奇的效果。印刷时，一般备用两块版排字，一版印刷时，另外一块版上业已排好字，一版印完，另一版迅速跟进，这样轮番进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这样，书籍得以成倍增长，读者取阅极为便利。

这是宋代以后出现的新情况。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漫长的中国学术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抄本的时代，一是刻本的时代。所谓抄本时代，就是雕版印刷出现以前的时期。抄本时代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文本的流动性、不稳定性，甚至还有一些不可靠性。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提出所谓从唐到宋是中国“中古”进入“近世”的变革。这个大的判断是否正确，这里姑且不论。但他认为唐宋不一样，确是事实。一个最显著的区别是，唐代及其以前是抄本的时代，宋代是雕版印刷的时代。

雕版印刷的发明，书籍成倍增加，流通更加便利。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不承想又衍生出另外一种趋势，即书多了，人们反而不再愿意精读，或者说没有心思去精读。宋人读书很多，崇尚心解经典，强调性理之学，都觉得自己近似圣人，甚至以圣人自居。如何成为圣人，却有不同的看法。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想立足于这个社会，首先要读书，并且要熟读圣贤书，从圣人的言论中发掘天理深意。《朱子语类》头三卷讲的就是读书法，反反复复、翻来覆去地讲怎样读书、怎样读好经典。他的《韩文考异》《诗集传》《周易本义》《楚辞集注》等，都是围绕古代经典而做的工作。可以说，朱熹这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就是勤勤恳恳、乐此不疲地叮嘱人们要读圣人书。陆九渊的观点与此相反。他认为，圣人的时代，可读的书并不多，他们通过自己的思索，创造出天才的思想。如果跟在他们后面读书，只能读到糟粕。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约请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会于鹅湖寺。陆九渊作诗：“简易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三年后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寿》：“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就是对陆九渊而言。当然参加这次聚会的朱亨道总结说：“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朱熹、陆九渊的是非曲直，这里也姑且不论。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一样的，面对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只是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同。他们都承认，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具有颠覆性的能量。从此，读书的方式、做学问的方式也必然发生重要的变化。就像纸张的发明，促使文化普及，重心下移。过去为少数人垄断的学术文化迅速为大众所熟知，信口雌黄、大讲天人合一的今文经学由此败落。雕版印刷的发明也具有这种革命性意义，人们也不再迷信权威，而是更多地强调自己的感受和理解。这种学风的变化固然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同时也与这种文字载体的变化密切相关。

今天强调重读经典，依然有着现实意义。

“如何读经典”方法论：立足自身文化立场

今天，我们对快餐文化、舶来的“短平快”文化，已经有了不满足感。“短平快”的东西可以迅速地捕获大部分人，但是它很难在人的心灵上扎根。那么，我们该怎样选择呢？答案简洁明快：坚守中华文化传统，立足当代中国现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最终还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

近十来年，人们都在探讨如何回到中华文化本位，以应对时代的挑战。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大的历史观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极具包容性。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朝代不断更迭，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民族不断融入中华文化的大家庭里。西方的一些观点，如“崖山之后无中国”“新清史”等，从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来看，这些论点根本站不住脚。崖山就是南宋小皇帝投海的地方，持“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论者，无外乎认为，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投海后，蒙古族入主中原，中华文化就断了。事实上，中华民族的构成，本来就是多元一体。任何一个民族入主中原之后，都要认祖归宗，蒙元也不例外。所谓“新清史”，是说清军入关后，中华文化也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概念。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坐落在北京阜成门内大街的宏伟的中华帝王庙，到那里走一走就知道答案了。康熙皇帝晚年，政权稳定后，他想把历代帝王庙从南京迁到北京，后来，乾隆皇帝把这个事情落实了。历代帝王庙里现在还有乾隆皇帝撰写的碑刻，上面有这样一句话：“中华统绪，不绝如线”。不管是东夷，还是南蛮，或者北狄、西戎，都凝聚在“中华统绪”这条悠长的历史轴线上。持“新清史”论调的人，不能无视这个基本事实。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但始终屹立不倒，最根本的原因不在军事实力，不在政治实力，而在文化。中华版图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大家长相不一样，语言有区别，是什么将如此辽阔土地上这么多的人集合在一起？毫无疑问，就是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支撑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而它的“根”就在我们的经典里，就在一个“化”字上。

《周易·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察”与“化”对举，则“化”是指变化，尤其是通过文明的方式促成这种变化。诚如《庄子·逍遥游》所说：“我无为而民自化”。中华文化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价值，强调多元一体，以文化人，润物无声，顺随自然而变化；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真、善、美的完整统一；强调整体思考，注意到万事万物的密切联系，这便与近代科学更多地关注“真”而忽略“善”，更多地关注现实而不计后果颇有不同。另外，中华文化强调责任意识、奉献精神、合作理念；强调以文化天下，春风化雨。这又与西方文化以利益为核心价值，强调天赋人权，崇尚个人主义，强调竞争法则有着本质区别。这些深邃的思想，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至今仍焕发着勃勃生机，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文化的这种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上升到国家文化软实力上，上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上。

文化培育：出版人的努力会有回报

中国的经典很多，除了一般意义上说的儒家经典之外，还有文学经典、历史经典、哲学经典，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国红色经典等。事实上，经典早已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当中。你可能尚未察觉，可能没有读过这些书，但是你的血脉深处是有这些文化基因的。这是从一代代人的耳传、口授，乃至一代又一代人的阅读当中生发出来的。

中国人教育孩子从小要立志，要修身养性、礼乐文明。什么叫礼乐文明？从大处讲，礼乐文明是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国家的规章；往小处讲，具体到个人，就是一个人如何处事。所谓礼，无外乎就是规章制度，就是规矩。一个人要讲礼，一个族群要讲礼，就要有规矩。在中国古代，礼的作用非常大。《陈政事疏》中说：“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即是说，礼的作用主要在事故、灾难等发生之前，而法的作用主要在事故、灾难发生之后。“禁于将然之前”的礼，其贵在能绝恶于未萌，起教于细小，使人们从开始就见善则迁，畏罪而离，不知不觉就自动地从善避罪。

从善还不够，还要爱美、求真，这就是需要“乐”的介入。中国古代的乐教，不仅仅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音乐，而是美育教育，“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是中国美育教育的重要内容，纯真自然，这与后来的诗词创作，迥然有别。诗词创作，按理说应当能反映作者的真情，但有时也会说假话，这是不言而喻的。“乐”却不能作假。《乐记》：“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吕氏春秋·音初》：“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为此，孔颖达《毛诗正义》特别关注到诗乐本质的差异，这是美育教育的重要内容。“乐”不仅美，更蕴含了一个“真”字，所以感人。《孟子·尽心》：“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就说明了音乐的教化作用。有了礼，有了乐，便具有了传统的人文精神。这是正面的教育。此外，便有“法”来守住底线。“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见效慢，推行难，而法的效用很快，“是故法之所用易见”。礼、乐、法互补，礼是王道，乐是美育，法是霸道。这是贾谊思想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文化的要义所在。“二十四史”中，“礼乐志”一定在最前面，“刑法志”通常殿后，礼乐文化与法制文明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

由此看出，古代中国人并不追求西方那种“超道德”的“大全”“上帝”，却将道德的、人生的哲学视为“终极关怀”，而这种关怀往往又是通过审美来实现的。在美学追求方面，中国人始终将内在与外在、形式与内容、景象与情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明确辨识度的中华美学精神和美学追求。

儒家学说很早就把“尽善尽美”作为一种审美评价标准。《论语·八佾》中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认为“韶乐”美善兼备，“武乐”却缺少了善。在孔子的审美判断中，艺术必须既“尽善”又“尽美”，才能引起人愉悦的审美体验。在孔子以善为核心的美学体系构架中，“善”无疑所指向的是内容的和精神的，而“美”则是感官的和形式的。也就是说，“尽美”指的是形式，“尽善”指的是内容。所以“尽善尽美”实际上指的就是形神兼备，指的是外在形式和内在状态的统一。孔子在闻听韶乐后“三月不知肉味”，自然地流露出了儒家极高的审美品位。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在表达自己对他人的审美判断时也说：“形象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象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我们的经典文化作品，就是要传达这样一种审美情趣，让读者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有助于净化人们的心灵，有助于照亮我们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增长我们中国人的底气和自信。在社会商业化氛围下，对人的精神的培育显得尤为重要。今天，出版界、教育界都在努力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面上看，我们做的似乎看不见效果，或者效果不明显。这确实不像商业投入，投入之后可以看到具体的产出，但我们总还是需要文化的。

许多前辈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人生理想，做研究、当老师、办机构，一步步地向着理想前行。他们在万千青年心中植下了赓续中华文脉的种子，为保持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机活力贡献了无尽力量和智慧。当我们捧起前辈们一代又一代的著述，不禁为他们的坚守和执着感动。我相信我们的晚辈，在回望我们的时候，他们也期望能收获这种感动。如果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可以在经典的阅读和传承中收获感动，我们的文明是永远都不会衰落的。

近年来，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国学经典典藏版”“国学经典”“家藏文库”“刘学锴讲唐诗”等经典普及图书已经有200余种。当然，这200多的数字放在中国古籍的汪洋大海里，还只是小部分。中国的古籍，按照现在保守的说法有20多万种。20多万种不一定都是珍品，但是留下来的终究是经过了历史筛选的。前代学者的背影，是后来学者仰望的星空。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站在这样的立场，我们需要不断地警醒自己，不断地反问自己，我们这一代人将能给后人留下什么？最基本的目标应当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中国的学术链条上留下我们这一代的印痕，为下一代开创更广阔的天地。

本文转自“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公众号，原载于《人民政协报》（2023年03月27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