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聚集在求是大讲堂，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共同庆祝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作为古籍所培养的一名老学生，我深感荣耀。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此时此刻，当我们回望古籍研究所辉煌业绩的时候，不能不深切怀念创建古籍所的前辈学者姜亮夫先生、沈文倬先生、徐规先生、刘操南先生、郭在贻先生、平慧善先生等，他们构筑了这座学术大厦，他们手把手地把我们引进学术领域，让我们有机会领悟到学术的魅力，有能力坚守学术的初心。
此前，我曾还应王云路所长之邀，撰写了一篇《敛翮遥来归——回忆报考杭州大学古籍所的往事》。这篇文章，五月初就会刊发在《传记文学》第五期上。我在文中引用了陶渊明的诗意，形容我在四十年前这个时候，就像是茫茫原野上的“失群鸟”，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是古籍所的老师们，把我们聚拢在一起，从此“托身一得所，千载不相违。”
史书记载，孔子身后，弟子分为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等等，姜亮夫先生晚年将楚辞学、敦煌学、古史学、古汉语视为自己最有创获的四个方面，编为“成均楼论文辑”。姜老开创的这些学术方向，已成为古籍所最具特色的学术传统。在座的很多老师，很多专家，很多所友，都在上述四个方面有所成就，他们是古籍所的正宗传人，由他们代表所友发言，可能更为恰当。
当然，大师的学问，广大无边。姜老的学术除上述四个方面外，还有《张华年谱》《陆平原年谱》《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等，给我极大的启发。我从古籍所出来，仅在这一点对老师的学术有所发扬，虽不足挂齿，但有很多的体会。我觉得在这里学习，不仅仅学到了传统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承了一种文化精神。古籍所的文化精神是什么呢？我想用八个字来概括：去华崇实，坚毅恒久。前者是郭在贻老师的话，后者是姜老的话。这种精神具体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是学术视野，强调功夫在诗外。郭在贻老师总结自己的读书体会，第一就是“读书要博，研究要精”。当年古籍所开列的书目中，有《营造法式》《天工开物》等书，一时很不理解。这些年来，我有机会到考古现场，不断地听到考古专业工作者征引这些著作。譬如在开封的州桥遗址，我们看到了雕镌制度上的减地平鈒工艺，是一种阴刻线条花纹图案，这在李诫《营造法式》卷三四有明确记载：“雕镌制度有四等，一曰剔地起实，二曰压地隐起，三曰减地平鈒，四曰素平。”及到考古现场，才知道这种工艺的妙处。这就告诉我们，读书要博，就是要知道山外有上，天外有天。古籍所培养的学生，不能是电线杆式的专家，而是略通中国文化的学人。一个真正的学者，可以博而不专，但从来不会专而不博。我们入学时，姜老给我们开列12部专书，就是希望我们要守住学术阵地，做专精研究。既博且专，这是古籍所对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
二是治学精神，强调坚毅而恒久。姜老教导我们说：“从艰苦卓绝中建立笃实光辉的学风。”以复兴民族文化为己任，把治学作为我们的毕生追求，这是大情怀。用屈原的话说，“深固难徙，更一致兮”；用陶渊明的话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古籍所的传统是做君子之学，不为文痞之学。学术重在创造，贵在发明。姜老在清华园读书时忘却时光，曾被关在图书馆里过夜；郭在贻老师错过食堂开放时间，青灯独对，黄卷相望，乐而忘忧。这种学术精神，需要光扬光大。
三是研究方法，强调从资料做起，学会编辑工具书。蒋礼鸿先生当年有一本小书，叫《目录学与工具书》，他戏称利用工具书，是一种读书有限偷懒法。我在《记忆中的水木清华》一文中谈到，姜亮夫先生从事任何一门学问研究，通常从编辑工具书做起。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治学方法。
我曾说过，学术就像一条绵延不绝的大河，我们只是其中的朵朵浪花，随着大河奔流。如果离开了大河，浪花就会消失。既然已经融入到学术的长河中，我们就要学会坚守，学会发展自己，艰辛中寻找快乐，充实中铸就辉煌。
温恭朝夕，念兹在兹。此时此刻，当我们庆祝古籍所创办四十周年的时候，不仅仅要“述往”，更重要的是开创未来。四十年来，古籍所走出来的一代又一代学人，不忘初心，慎终如始，不辱使命，继往开来，成为当代学术界的一抹亮色，也是一方重要的学术阵地。今天是阴历三月三日，在历史上的今天，王羲之曾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为古籍所四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而骄傲，更愿意坚守这方学术阵地，做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贡献，不辜负古籍所的栽培，不辜负时代的期冀。
祝愿大会圆满成功，祝愿古籍所越办越好。
作者简介
刘跃进，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1984级硕士研究生，现为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