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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河南大学图书出版的拓荒牛——朱绍侯先生

【新闻作者:朱建伟  来自: 河南大学出版社  已访问: 责任编辑:马洁 】

刚刚从外地出差回来,惊悉我社的首任总编辑朱绍侯先生仙逝的消息,一大早即赶赴家中吊唁。鞠躬致哀后,凝视朱先生安详的遗像,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的谆谆教导声声入耳,和朱先生共事的岁月浮现在脑海。

1985年,河南大学出版社成立,他任总编辑;1985年,我从河南大学毕业,分配到出版社。机缘巧合,共同的出版事业让我们有了工作的交集;命运安排,共同的姓氏让我们有了心灵的碰撞。

出版社刚刚成立时在西一斋的二楼办公,报到后,我被安排在综合管理部门,出版社的领导既没有独立的办公室,也不需要坐班,况且,我报到不久就去北京进修。北京进修回来后,出版社即搬入六号楼办公,好在我所在的出版发行部与社长总编办公室隔壁,才和朱先生朝夕相处,熟络起来。至今,我清楚地记得和朱先生见面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出版社是个新单位,年轻人好好干。”朴实的话语让人信心满满,终生受益。

在我的眼中,朱先生的形象是多维立体的,是高山仰止的。作为学者,他著作等身,退而不休,笔耕不辍;作为老师,他严于律己,以德立范,桃李满天;作为长者,他仁厚为怀,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作为领导,他高瞻远瞩,决策果断,开拓创新。

朱先生生于1926年,1985年出版社成立时他已59岁,退休时已年届70岁。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但他依然实现了从作者到编者、从学者到出版管理者、从教育家到出版家的华丽转身。正像朱先生在接受河大档案馆访谈时所说:“我真想不到我这么一个普通的高校教师,能被派去干出版社的事情,在无论如何也推不掉的情况下,就只好去当这个新设的河南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话语中既充满了无奈又显露出信心和希望。

出版社办社之初是相当困难的,作为总编辑,他既要向学校申请办社经费,又要到处招揽人才;既要跑出版社的主管部门教育厅,又要跑出版社的监管部门出版局;既要联系出版项目,又要寻找合作单位;既要管图书出版,又要搞图书推销;既要找印刷厂,又要购买纸张材料。可以说,出版社的工作事务巨细,万事开头难,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把出版社开办运行了。我清楚地记得,出版社当时的书库和纸库设在六号楼的地下室,图书印完之后要搬到地下室,纸张购买之后也要先存放地下室。朱先生身先士卒,不顾自己花甲之年,和同志们一起搬进搬出,出版社的职工奉劝朱先生就不要参加了,可他坚定地说:“出版社现在正处于创业阶段,还比较困难,作为出版社的一员,我没有理由袖手旁观。”同志们听后无不动容,为有这样的社领导而连声称赞。

作为出版社特别是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既要考虑学术立社,又要考虑经济强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是出版企业的显著特点,这一点朱先生有着清醒的认识。出版社出版的前三本书《汉碑集释》《全唐诗重篇索引》《美国文学简介》均是学术著作和教材。特别是高文先生的《汉碑集释》这本书,当时高先生已经将书稿交给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也已进入审稿程序,朱先生得知消息后主动找到高先生,希望这本书能在本校出版社出版,高先生欣然答应。该书出版以后,多次重印,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还获得了教育部的优秀教材二等奖。

《汉碑集释》

河南大学出版社

大家知道,学术著作和高校教材是常销书和长效书,投入多而见效慢,为了出版社经济效益的快速积累,必须充分利用河南大学师范教育的优势,为基础教育服务才能奠定出版社的经济基础。为此,朱先生带领大家在激烈的基础教育出版市场中另辟蹊径,与河南教育报刊社、中学生学习报社、郑州铁路局教研室、河南省基础教育教研室等单位合作,从教师用书做起向学生用书延伸,从新华书店主渠道发行向民营书商、自办发行、系统发行渠道转变,使河大版的基础教育读物迅速占领了市场,巩固了出版社的经济基础。正像朱先生接受访谈时所说:“出版社很快就运行顺畅了,没到三年,就富起来了。到我退休的时候,出版社账上已经有几千万资金,当时这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一个社的经济基础有几千万之多。”这是多么自豪的话语,这是多么自信的回答,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知道,出版社的职工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作为学者,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作为总编辑,要包容作者的不同看法,朱先生在出版工作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出版方针,敢于出版与自己学术观点相左的作品。记得有一次,《孙膑兵法新编注译》的作者刘心健亲口对我说,其实关于《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版本问题在史学界是有广泛争议的。《孙子兵法》由春秋时吴国将军孙武所作,全书总共十三篇,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在我国古代军事学术和战争实践中,都起过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孙膑兵法》是《孙子兵法》后“孙子学派”的又一力作,作者为孙膑,传说他是孙武的后代,最早明确记载孙膑有兵法的是《史记》,但自《隋书•经籍志》始,便不见于历代著录,大约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我亲自参与了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发掘工作,是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等书的第一发现人和主要整理者,根据现场的考古发现提出了我自己的注释,朱先生虽然对我的学术观点有不同看法,但他还是同意出版我的这部作品,我是非常钦佩和感激朱先生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朱先生严谨的学术风格和务实的学术作风,开放包容是一个出版人应有的高尚品德。

《孙膑兵法新编注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朱先生做出版工作有自己的底线。他常常对我们讲,出版十本优秀的出版物不一定能够支撑起一家出版社,出版一本坏书足以毁掉一家出版社,做出版工作不能见利忘义。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位书商左手提着《袁世凯外传》的书稿,右手提着装有五万元现金的提包,想让出版社出版这部图书。朱先生认真看过书稿后婉言谢绝了该书的出版,作者认为是朱先生嫌五万元出版经费太少才拒绝出版,连声说我可以出十万元。朱先生听后声色俱厉地说,这本书稿的内容不符合出版管理的相关规定,你出再多的钱我们也不能出版,据说这部书稿被别的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了处罚。朱先生如果见钱眼开,唯利是图,出版社将面临灭顶之灾。近四十年来,正是秉承了朱先生“抵制低俗、拒绝庸俗、出版精品”的出版风格,才使河南大学出版社在历次的出版检查评比中佳绩频传。

朱先生从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还始终牵挂着出版社的发展。出版社每年一度的选题论证会只要邀请朱先生参加他都会积极参与,不论会议的地点有多远,不论会议的路程有多辛苦,不论会议的议程有多紧张,朱先生总能以饱满的热情参加会议,并对每年的选题提出自己的建议,使出版社的选题结构得以优化。

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之外,个人有什么事情朱先生也是有求必应。老家嵩县要编写一部《嵩县通史》,想请朱先生作顾问并作序,我考虑到朱先生年事已高,学术研究依然繁忙,怀着忐忑的心情向朱先生提出了我的要求,没想到朱先生满口答应,不仅亲自撰写了序言,还亲赴嵩县参加了《嵩县通史》的审稿会。朱先生的举动让嵩县史志办的同志感激涕零,体现了一位学者良好的道德风范。

教书育人终有时,千古文章世不朽,书命远比人寿长。朱先生,你亲手培养的学生将永志不忘师恩,你亲手签发出版的著作将世代传承,你亲手开创的出版基业将万古长青,愿你一路走好。

是为记。

录入时间:2022-07-29[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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