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原历史系主任、教授，河南大学出版社首任总编辑朱绍侯先生
2022年7月23日晚上，接到刘小敏同志的电话，告诉我朱绍侯教授于当天下午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我十分悲痛。
我和朱教授在河南大学出版社相处多年。他刻苦的治学精神，全身心投入出版工作，严把质量关，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忆往事，许多感人之事永远难忘。
初识朱先生是上世纪50年代。1955年我考入河南师范学院(现河南大学)中文系。当时的系领导在新生入学教育时常给我们讲“文、史不分家”，意思是学中文的要有历史知识的根底，学历史的要学点语言文学知识，二者互补，才有利于将来学业上的发展。出于这样的考虑，学校为我们开设了一门必修课——中国通史。当时担任历史系中国通史课的朱绍侯先生为我们讲授这门课。刚入大学，听讲这门课感到很新鲜，也饶有兴趣。我今天仅有的一点历史知识就是从那时学到的。1959年我大学毕业留中文系教学，和朱先生不在一个系，接触就不多了。
和朱先生接触较多的是在1990年后。1985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创建，朱先生担当首任总编辑，我于1990年到出版社担任社长，从此与朱先生朝夕相处，晨昏相见。在以后长期相处的日子里，朱先生的为人治学、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对我后半生学习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勇于担当的使命感是朱先生工作中的一个突出特点。作为出版社的总编辑，面临各种关系和种种矛盾。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坚持出版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出版社成立不久，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经济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一股不健康的潮流风靡一时，一些出版社一度出现了不顾社会效益，片面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的不良倾向。“不管书稿质量深与浅，给钱就出版”，一些平庸书、格调不高的书，甚至政治内容有错误的书，一时泛滥成灾，扰乱了图书市场。由于出版导向出了问题，个别出版社的社长、总编犯了错误，受到了法律制裁。面对如此严峻形势，作为总编辑的朱先生常常和我在一起议论，他常提醒我们，做领导要保持清醒头脑，要守土有责，出版社要讲经济效益，但要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重视经济效益，如两者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应服从社会效益。他以某个出版社在出书方向上出了问题为例说：平时我们衡量评价一个单位工作总是说工作成绩是主要的，错误缺点是次要的，常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作比喻，来评价工作中的成绩与失误，但作为文化出版单位就不好这样讲。一个出版社出了很多好书，但是出了一本坏书，政治上有问题的书，出版社的工作就会前功尽弃。他的这一番警示之言常在我耳边响起。他不但是这样说的，而且在实践中，在选题制定和图书出版时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一个作者带着一部书稿找到他，声称这本书只要出版要钱多少好商量。后来书稿经他初看之后，认为内容有问题，就婉言不予出版，表现了一个出版者见利不举、见害不容的高尚原则品格。正因为他在出版工作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才使得河南大学出版社在长期的出版工作中没有“踩高压线”“误闯红灯”，出版工作一直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可以说在这方面朱先生功不可没。
强烈的责任感是朱先生的一贯作风。一个出版社的总编辑是一个出版社出书的总设计师、决策人和图书质量的守门人，是指挥一个社编辑人员的将军，特别是在制定选题规划、提高图书质量等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总编辑的工作职能具体说就是出好书，传播、积累先进文化。根据这一任务，作为总编辑，要带领编辑一班人作好图书选题，特别是抓好重点选题，出版高品位的重点图书。在他主持下，河南大学出版社在建社不久即出版了许多有特色的精品图书，如“宋代研究”丛书、“元典文化”丛书等，深受社会好评。除抓好选题外，总编辑的另一任务是严把图书质量关，切实履行出版工作的“三审制”。“三审制”即对书稿实行责任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的审稿制度。实践证明，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保证图书质量行之有效的制度。为了执行这一制度，朱先生身体力行。对责编、编辑室主任审读过的书稿，总是认真负责地把关，因书稿太多，不可能对所出的每一本书稿全部终审，他尽量抽出时间，静下心，至少对每本书稿审读三分之一。在审读中发现责编对某些书稿价值判断不准或粗心失误的地方，就退回编辑重新审查，并帮助责编说服作者修改书稿。这就从源头上堵塞了不合格品进入出版流程，拒绝了平庸书和格调不高有问题的图书，保证了精品图书的出版。在这个过程中，朱先生是切实履行了总编辑职责的。既坚持原则，又不盲目附和，随波逐流。
勤于治学的紧迫感贯穿朱先生的一生。朱先生从1954年执教于河南大学历史系，不论他担任历史系主任期间还是担任出版社总编辑期间，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从不放松学术研究。他通熟中国历史，尤其精通秦汉史，他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作为高校历史专业教材，自1981出版后5次再版，数十次印刷，发行140余万册；他撰写的有关军功爵制的研究著作，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著作。他把读书、教书、编书、著书看做一生最大的乐趣。有人说，人生最大的不幸是找不到自己最酷爱的领域，人最大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己在最热爱的领域发挥潜能来实现的。朱先生就是在这个看似平凡的史学领域中眷恋学术，结出丰盛的果实。朱先生虽已迈入耄耋之年，但在治学上仍是“情思未减壮年时”，活力四射，脑健笔挺耕作不止。每当和他交谈时总是谈及研究的话题。他常说做学问贵在坚持，越做越有兴趣，一旦放下停止研究，再拾起来就很困难。他真正做到了天天坐，天天作，从不歇脚。他积累丰厚，厚积薄发，有一股坚持不懈，永不休止，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恒心、韧劲。在他身上洋溢着一股醇厚浓烈的文化气息和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在他身上看到了人愈年长，治学之情愈浓的富有紧迫感的辛勤学者的崇高形象。
和朱先生长年接触中，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他作风朴实，为人正派、谦和、低调、内敛、掩而不露。有的人做学问是少做多说；有的是亦做亦说；而朱先生则是做而不说。他虽已著作等身，声誉鹊起，但从不沾沾自喜，而是光而不耀，沉下去，耐得住寂寞。
功夫不负有心人，功到成处喜自来。朱先生在六十余年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不凡的学术成果，得到社会广泛认可与高度评价。2012年他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等九位学界、文艺界优秀人物被评为中华文化名人，在颁奖典礼上，评奖主席团对朱先生做如下评价：“在历史研究领域尤其是在《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期间，朱先生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学术精神，并做出了珍贵的史学贡献。”凤凰卫视在朱先生的专题报道中写道：“他，秉烛先行，耄耋之年，仍奋斗在开拓性研究第一线；他，桃李天下，三尺讲台将传统文化代代相传；他，研究历史，着眼未来，胸怀天下，以历史为镜，照亮未来。”这一殊荣的获得是对朱先生的褒奖，也是河南大学的光荣。这一喜讯传来，出版社特为他举办一个小型的庆贺会，但朱先生殊而不惊，只是脸上露出甜蜜的微笑，表现了他的大度谦和。时至今日，朱先生虽年事已高，身患疾病，本应颐养天年，享受桑榆之乐，但他的读书、著书、写作活动仍在路上。德国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了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意义。”在我心目中，朱先生是一位在工作和学术研究事业上只知奉献，淡泊名利，不求索取的无私的人、高尚的人和学习楷模。
教书编书著书伴一生，
研史成果卓著天下名。
耄耋之年脑健笔更勤，
青春永驻昭示后来人。
朱先生安稳地走了，愿他在天国一切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