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弓伯伯已经去世67年了。但是，他矢志不渝的文学追求仍激荡着我的心。我早就想写点文字纪念他。可是，由于时世沧桑的困扰，一直没有动笔。其实，当年老河大的人对他并不陌生，他长期在河大中文系教中国文学史。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张伯伯的夫人孟宪芝同住延寿寺街，当时她从“开封女高”退休多年，一个人独居一个大院。或许是没有说话的地方，她时常来我家串门，自然会提及当年张伯伯的一些陈年旧事。有的事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但是，许多事都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当时，我就想动笔写一写，但是，又害怕触动张伯母那根痛苦的神经，于是便搁置下来。而今，我总算能静下心来写写这位传奇人物———张长弓伯伯。
作为中国文学史的教授，他时时惦记着这门课的教学质量。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史的教材极其贫乏，各个高等学府的中国文学史的教材参差不齐，各有千秋。但是，其中多为老中国文学史的延续，侧重历代作品介绍，重考证，照抄前人的见解等等。不安于现状的张长弓教授便率先自编中国文学史教材，此教材于1935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书名为《中国文学史新编》。这本文学史的体例“以时代为纲，以文体作风、派别为子目”，力图“见其史的流变”。这在当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此书出版后为众多文学史家所赏识，当年就有西南联大等多所高校均以此书作为教材。为此，该书曾再版三四次，直到1978年，台湾还再版了这本书。可见这本新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这个领域里影响之广之深。
此后，他更钟情于中国俗文学，他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从战火纷飞的1937年直至1950年，这十几年间，他致力于河南曲艺的研究。尽管在战乱之中，他也没有停下考察、收集资料的脚步。在一无经费、二无助手的情况下，他单枪匹马，四处寻访，或寻曲觅谱，或撰文编书，从未懈怠。有时他还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征集资料。因此，他积累了大量的有关中原俗文学方面的资料。
不过，在兵荒马乱之际，想要保存好这些资料谈何容易。这让我想起张伯母给我说的在逃难中的一件事。那是1944年，在河南大学全体师生从潭头至荆紫关的流亡途中。一路上还算顺利，但进入淅川地界，因为山高路险，潭头来的挑夫路不熟，只能换淅川的挑夫。可是，当时逃难的人多，挑夫是一夫难求。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两个挑夫，而所带东西太多，同时还要挑走不动路的小孩子。作为一家之主的张伯伯当机立断，扔掉了一些带不走的行李、物件，剩下的大部分是他的书稿和赖以生存的几口箱子的东西。由此可见，张伯伯是把孩子和书稿看得同等重要。而这些书稿，成就了他此后一部部河南曲艺的著作。
1947年，开封时代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鼓子曲谱》和《鼓子曲存》。1948年8月，南京正中书局出版了他的《鼓子曲言》。至此，他对河南鼓子曲的研究形成了一个体系，使我们对鼓子曲的源流、特征等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经过他详尽的考证，他认为“远在十六世纪初叶，开封就出现了鼓子曲”，“鼓子曲首先以俗曲的腔调，在大众中传唱。晚明时的俗曲时调，已风行于社会各阶层”。到了清朝初年，“鼓子曲传到周口、禹县、南阳这三大商埠”。因为当年鼓子曲在南阳最兴盛，世人称之为“南阳曲”。同时，他还概括了鼓子曲的四个特征：一，民间的形式；二，大众化的语言；三，采用民间文学的习惯语；四，利用便于听觉的文辞。而“河南鼓子曲，便是集五百年来南北俗曲的大成”。“河南鼓子曲之所以可贵，不仅是它保存有明清以来的名贵牌子，而且它还吸取了四方杂调。不论是秦陇樵夫牧儿的西调，不论是江南歌女的小曲———皆唱奏在鼓子曲中”。由此可见，鼓子曲成为集古今南北民间曲调之大成者，为百姓所喜闻乐见。因此，它在各地演出极受群众的欢迎。他从理论的高度，充分肯定了鼓子曲的人民性。这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此后，除1951年8月三联书店为之出版了《河南坠子书》之外，他还涉猎了变文，诸宫调、弹词、鼓词等俗文学的一些领域。但是，由于俗文学涉及的范围极广，且资料匮乏，为此，他常常为搜集资料而疲于奔命，加之他晚年体弱多病，最终在1954年12月不幸病逝。张长弓伯伯一生是勤奋的。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他为社会奉献出不少传世佳作。因此，1985年，由于其突出的文学成就，张长弓先生被收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丛书。
张长弓伯伯，在过去苦难的日子里，用他全身心的付出结出了沉甸甸的传统文化之果，让后人尽情地去享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