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几大原生文明最突出的特点。纵观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以及玛雅文明、印加文明，虽然都曾盛极一时，在世界文明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但他们最终都未能摆脱衰落的命运，唯有中华文明延绵不断、薪火相传，直至今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结果表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华文明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的单元当中独自发展起来的，经历了完整的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是土生土长、在自身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原生文明。中华大地先民从百万年人类史走进一万年文化史，中华文明走过了10000年奠基、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5000多年进入（文明阶段）、4300年中原崛起、4000年王朝建立、3000年王权巩固、2200多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
农业的持续发展为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幅员辽阔，气候环境多样，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系统考察了距今10000年到3500年期间各区域文明起源和形成阶段的农业、手工业发展状况。在距今10000年前，我国北方已经开始栽培粟与黍，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栽培水稻。农业的起源，为各地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定居奠定了基础。距今5000年左右，中华先民又从西亚经中亚地区吸收了小麦的栽培技术，引进了黄牛、绵羊，并驯化了野生大豆。至距今4300年左右，在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了粟、黍、稻、麦、豆五谷齐备的多品种种植体系和猪、狗、牛、羊的多种类家畜饲养体系，从而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此后，中原集团把上述有利条件与正确的治水方法相结合，使农业生产得以持续发展，中原集团的力量和影响也由此得以持续增强。
中华文明是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是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没有中断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的出现是文明产生最根本的标志，考古发现的都城、宫殿、大墓、礼器与礼制、战争和暴力是王权国家产生的重要实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对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区距今5800年至4000年前后的中心性遗址及其所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探索了中华文明起源初期各地区社会如何由简单聚落发展为国家形态的过程，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阶段性特征。
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各区域相继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标志着各地区相继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以一座大型聚落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社会结构，很像先秦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的“邦国”，兹称之为古国。从这一时期以后，古国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已经是各地比较普遍的存在，史前中国从此进入“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一直延续到夏商周三代。
距今5800年左右，在黄河、长江流域许多地方的村落群中出现了中心聚落，如陕西华县泉护村、安徽含山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湖南澧县城头山等遗址。在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群，发现数个距今5800年到5500年的超大型聚落和一批同一时期中小型聚落。距今5300年前后，河南郑州地区西部出现了双槐树、青台、汪沟等数个大中型聚落云集的现象。距今5000年前后，一些地方率先发展出了国家这种政体，步入文明，其典型代表就是分布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距今4300年至38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黄河流域诸文化迅速提高了文明化速度，川西成都平原也初现文明曙光，其中，尤以山西襄汾陶寺、陕北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四川新津宝墩等几座规模巨大的古城令人瞩目。
距今3800年左右，诞生了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辐射四方，开启了以中原为主导、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遂进入新的阶段——王朝时代，这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各地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古国文明）阶段进入以中原地区夏、商、周为中心的王国文明阶段，中原王朝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引领者。
中华民族一直以黄帝、炎帝作为人文共祖，自称“炎黄子孙”。黄帝、炎帝集团主要活动在黄河中游地区，随着以中原王朝为主导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形成了绵延不绝的尊崇祭拜五帝的深厚文化传统。不仅作为黄帝、炎帝集团活动主要地区的黄河中游是如此，在黄河上游和下游、长江流域、华南和东北地区，都把黄帝和炎帝视作始祖。在黄河上中下游、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区，都流传着黄帝、炎帝、尧、舜在该地区活动的传说。至于传说中大禹的活动轨迹，更是西起甘青、东至江浙、南达湘鄂、北抵晋冀，遍及中华大地的广阔地区，反映出夏王朝对周围广大地区的影响。中国古代各王朝都把祭祀五帝作为国家的重大活动，作为族属和国家认同的基础，形成了不断“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对五帝的尊崇祭拜与中华一统的观念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显著标识。
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以正统自居，都以统一中国为目标。北京历代帝王庙就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的很好例证。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供奉着明太祖朱元璋确定的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16位帝王。到了满族为主体建立的清王朝，历代帝王庙几经扩建，在其中供奉祭祀的帝王增加到188位，其中既有华夏—汉民族的帝王，也包括北方其他民族的帝王，清代皇帝常去祭祀，乾隆皇帝就此帝王谱系提出“中华统绪，不绝如线”，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断的很好表述。
纵观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虽然发展过程历经坎坷，古代王朝更迭频繁，开创各个王朝的民族主体也不尽相同，但是其他民族都被华夏文化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积淀深厚、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所吸引、所影响，并最终都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各民族创造的文化如百川归海，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绵延至今。
从考古实证看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标识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在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如群星璀璨、交映生辉，彼此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展现出一幅丰富多彩、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画卷。各个区域的文明通过彼此的交流，逐渐形成了一些相同的文化基因，绵延至今，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标识。
龙的信仰和崇拜绵延不断。龙是中国史前先民们创造的具有神性的动物，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具有标识性的存在，中华民族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对龙的信仰和崇拜具有久远的历史。在距今8000年前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了用石块在地面上摆成龙的形状，长度达10余米。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一座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早期墓葬中，在墓主人尸骨的东西两侧，分别用蚌壳堆塑成龙和虎的形状，龙在东，虎在西，与战国到汉代的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神思想在方位上是一致的，暗示出四神的观念可能具有久远的史前渊源。在同为距今5500年到5300年前的辽宁喀左牛河梁红山文化高等级墓葬和长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滩的高等级墓葬中，都出土了体呈C形的玉龙。这两处墓地同时出土了玉鸟、玉龟、玉人，暗示出当时存在远距离的交流。距今4300年到41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在几座大墓中各随葬一件绘有龙纹彩绘大陶盆。在极有可能是夏代后期都城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号宫殿院子内发现了高等级墓葬。其中一座墓中，墓主人躯干上发现一件长64.5厘米，用2000多片绿松石镶嵌而成的龙形器。这件绿松石龙，头呈方形，身体修长，躯干装饰菱形纹饰，这一造型风格被商周所继承。到了汉代，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思想流行，龙的图案在瓦当等宫殿建筑构件上、在汉代画像砖和画像石上常可见到。此后，龙逐渐被当成皇家的象征，北京城内的九龙壁就是龙被作为皇权象征的证据。到了近代，龙则成为主管云雨的神灵。
汉字是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重要表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从商代的甲骨文到西周的金文、秦朝的小篆、汉代的隶书，从楷书、草书到行书，汉字一直延绵至今，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发展、连绵不断的功臣。100多年来，中国考古出土了大量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与简牍、帛书等，它们与流传至今的《尚书》、《诗经》、《春秋》等诸多文献一起，佐证了中华文明连续的历史。
“中”的思想影响深远。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和文化基因，其物化载体可以从国家“择中建都”、都城之中“择中立宫”、宫城之中“择中建殿”上体现出来。距今约5300年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是一处由三重环壕环绕、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遗址，内壕以内北半部为高等级建筑，这些建筑以中轴线为中心，东西并排排列。这种布局开启了中国古代都城宫室制度的先声。在距今约5000年的甘肃南佐遗址的一号大型宫殿基址、距今约4300年的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的高等级建筑群、距今约3700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基址和河南偃师商代早期都城中，都呈现出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宫殿格局和围合式的四合院式建筑格局。这说明在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人们在中心性遗址的营建上已有考量。到夏商时期，择中建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