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从改良到革命
近代以来，地处内陆的故国中心——中原河南积贫积弱，落后于全国。有鉴于此，河南的有志之士一直致力于教育强省。1840年，河南最高学府开封大梁书院在江南学者钱星湖的主持下开展教学改革，重视内容，重视实务，历时六年，取得了较大成就。清代河南省惟一的状元吴其濬在此教书、治学，写出植物学名著《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大梁书院此期的学生蒋湘南、苏源生、宋继郊等都成为知名学者。
1842年，清政府重建开封河南贡院。河南是统治思想——程朱理学的创立地，长期以伊洛正脉自居。河南理学家李棠阶、倭仁、徐世昌在晚清成为帝师。河南贡院作为科举河南省乡试的考场，为了保证人才选拔的质量，建造得非常讲究。河南贡院北邻宋代铁塔，东依明代城墙，西傍惠济河，南至明伦街，占地560亩。倭仁、徐世昌、陶希圣年少时都曾在河南贡院附近居住。河南贡院建有房屋一万多间，规模宏大，与北京顺天贡院、南京江南贡院、广州两广贡院并称全国四大贡院。由于北京顺天贡院被八国联军焚毁，1903年、1904年的全国会试改在开封河南贡院举行。这是中国最后两次科举考试，考试取消了四书五经的内容和八股文的程式。谭延闿、叶恭绰、徐谦、沈钧儒、黄远生等在这两次考试中获得进士，于右任、刘师培等在考试后走向革命。
科举的改革仍然不能适应形势，有识之士纷纷主张停科举以推广学校。在开封人徐世昌的参谋下，1905年，河南籍政要袁世凯领衔，促成清政府废止科举。此前的1901年，清政府已要求各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由于开封的书院占地较小，又是儒生们生计的来源，河南决定另建大学堂。河南大学堂于1902年成立，地址在开封前营门原游击衙署（今河南大学东京临床学院校区）。此后，河南大学堂改名河南高等学堂、河南高等学校。河南高等学堂先后培养出中国动物学奠基人秉志，中国西方哲学第一人傅铜，教育家、政治家李敬斋、张鸿烈、王毅斋等人。
1912年，教育部规定，大学预科必须附设于大学，大学只在几个全国中心城市设立，其他地方可设专门学校。河南高等学校（河南大学堂）当时有中等和高等教育，但高等教育属于预科性质，因此必须停办。河南方面根据河南省情，决定改办河南高等学校为高等农业教育，合并原有的中等农校，成立河南农业专门学校（今为河南农业大学），校址移往开封城东南郊繁塔寺中州公学（原明道书院）。原河南高等学校的中等教育部分在原址成立河南省立第一中学。
河南省立第一中学后来改为开封高中，培养出杂文家柏杨、中国材料学会理事长李恒德、中国伦理学会会长罗国杰等优秀学子。1951年，开封高中与邻居开封师范学校（原河南优级师范学堂）合并为河南师范专科学校，原开封高中学生迁往开封第一初中，后改名为开封第一中学。开封一中现更名为开封高中，其实是由原河南省立二中也即开封初中发展而来的。1956年，河南师范专科学校文科迁往郑州，成立郑州师专（今郑州大学工学院校区），理科留在开封，成立开封师专。郑州师专后来升格为郑州师范学院，于1961年并入郑州大学，其校址让给了郑州大学工科，即后来的郑州工学院、郑州工业大学。2000年，郑州工业大学又并入郑州大学。开封师专于1959年并入开封师范学院（即河南大学），其校址让给了开封医专。开封医专于2000年并入河南大学。
与河南高等学堂同期，河南还办有河南优级师范学堂（1905年，开封前营门）、河南法政学堂（1907年，开封三圣庙街）、中州公学（1907年，开封繁塔寺）、焦作路矿学堂（1909年，焦作）等。河南教育的领导人李时灿（李敏修）做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学校的改良性质，仍然落后于全国。
1906年，河南巩县人王敬芳（王抟沙）从日本留学归国。王敬芳就读于日本弘文书院师范科，对日本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很推崇。福泽谕吉创新教育，开办庆应义塾，采用西洋教材，进行英文教学，取得很大成就。王敬芳主张学习福泽谕吉，开展西学教育，做好留学预备。在上海，他倡议“设立公学为自办专门之基础、留学高等之预备，定名中国公学”。王敬芳长期担任中国公学领导人，为中国公学的建立、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公学培养出胡适、任鸿隽、熊克武等不少人才，河南籍学生有冯友兰、万鸿图、王拱璧、林伯襄等。王敬芳一度回到家乡河南。在省城开封，他组织新民学社，主张革新教育，建立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
1912年4月29日，王敬芳作为第一发起人，刊布《筹备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公启》。文中说“事成于人，人成于学”，“担当大事，则非有世界知识及专门知识，必不能胜任而有功”，“国之强，强于学，一省亦然”，“举国自由，中州独后，河南之不若人甚矣”，“根本之救治法若何？是非多遣留学欧美，以造就真才不可”，“河南各中学迟钝、腐靡，不足养成留学资格固矣。即名高等学校者，按其实际，亦难言之”，“预备学校所以不能不专设也”。
当时，河南的行政长官是河南项城人、进士张镇芳，大总统袁世凯的亲信。袁世凯对留学一向支持，1905年，河南首批官派留学生缺乏经费，他捐银万两资助，遂有河南学子60人留日。王敬芳、李时灿与袁世凯颇有交情，传说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受到了袁世凯的支持。于是，河南决定建立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为派遣留学生打基础。校址选在原河南贡院，林襄（林伯襄）被任命为校长。林襄虽然没有留过学，但他热爱教育、热衷留学，曾在河南优级师范学堂、中国公学读书，是李时灿、王敬芳的学生，是河南议长陈善同的同乡，其叔父林维镐又是河南名绅。林襄内有振兴教育的使命感，外有开展工作的便利资源，出任校长比较合适。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建立是河南教育的革命性事件。这所全新的学校带来了河南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河南省立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于1912年9月下旬（具体时间不详）开学。预校学费较高，学制五年，毕业后择优公费派遣欧美留学。入学要求年龄在13至16岁之间，会国文和算术。报名踊跃，首次招生即扩录。学校开设外语和普通知识课程，大多数课程采用外文原版教科书，课业负担重。林襄校长之后，王尚济校长为学法语出身，丁德合校长为留日归国，李敬斋、张鸿烈校长为留美。林襄、李敬斋、张鸿烈掌校时间较长，工作卖力，把学校办得很好。学校聘有外籍教师十来人，其他也为海归或国内名校毕业，薪酬较为优厚。
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先后招有英文科学生5届、德文科1届、法文科1届，入学662人，毕业286人，考取留学生的至少有90人，其他的大都升入国内大学。著名的有中国化学会总干事高济宇院士、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杨廷宝院士、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张伯声院士、“中国卫星之父”赵九章院士、中国营养学奠基人万昕；有航空专家刘敬宜、丁离卿、王伯修，电力专家郭克悌，水利专家朱光彩、宋浵、杨乃俊，矿业专家鲁循然，化工专家吴沆；有医学家梁之彦、张静吾、阎仲彝、鲁章甫、郭鑫斋、孙祥正、李士伟；有农学家王陵南、万晋、冯紫岗、李荫桢，生物学家武兆发、曲仲湘、郝象吾，化学家李俊甫；有经济学家刘潇然、朱象程，政治学家张纯明，历史学家韩儒林，教育学家郑若谷，翻译家郭麟阁、王实味；有军政要员侯镜如、赵毅敏、杨放之、武剑西、丁作韶，革命烈士周邦彩、黄志忠、尚芳、陈育生等。当时很多省份都办有类似的留学预备学校，如邓小平就读的重庆留法预备学校，但大都没有河南有成就。
之二，省立还是国立
到了20世纪20年代，河南已有河南法政专门学校、河南农业专门学校、河南第一师范学校（又名河南高师、开封一师）、福中矿务专门学校（原焦作路矿学堂）等高等学校，但都不是大学。河南的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创办大学，“河南省立大学”提上议程。由于连年军阀混战，河南财力被征作军费，办教育没有钱。
1922年，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为了竞选总统邀买人心，提出各地财政预算宜以教育为先。他的心腹、“秀才将军”吴佩孚此时坐镇河南洛阳，通电响应。河南督军冯玉祥也是直系大将。河南籍同盟会会员凌钺与冯玉祥为滦州起义战友，他的弟弟、留美教育学博士凌冰是冯玉祥的幕僚。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长张鸿烈与凌钺、凌冰同乡。在河南省教职员联合会及张鸿烈、凌冰等人的努力下，冯玉祥和教师出身的省长张凤台同意设立河南教育专款。财政厅职员侯仙培、李刚侯做过教师，建议教育界争取以契税为教育专款，因为契税不多容易批准，但增长空间很大。1922年8月，政府批准通过，河南教育经费实现独立。此后20年，在河南省教育款产管理处处长杜秀生（杜俊，留美经济学硕士，曾任河南省银行行长、河大代校长）等人的经营下，河南教育经费节节攀升，最高年份超过800万元，极大地促进了河南教育的发展。当时，全国只有河南和江苏两省实现了教育经费独立，江苏靠的是屠宰税。
冯玉祥任河南督军期间，支持创办河南大学。他把前河南督军赵倜的财产充公，其中四万元开办工厂，剩下的几十万元划作教育经费，十二万元为河南大学的筹办基金。省议会任命张鸿烈做河南大学筹办专员，张鸿烈、李敬斋、王敬芳、张嘉谋为常务董事，黄炎培、张伯苓、邹秉文、张藻为名誉董事。原计划合并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法政专门学校、河南农业专门学校，以其为基础筹建河南大学。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虽然办学成绩较好，但为中等学校，充其量算大学预科，而法专、农专是大专学校，后者反对合并。张鸿烈只得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原有师资、设备，扩建为大学文科、理科。
河南大学的校名在北京方面通不过，因为冯玉祥收缴赵倜财产时，曾电请北京政府作为“中州大学基金”，记录有案。河南大学如果用这笔钱，只有定名中州大学，才被法律许可。实际上这是赵倜一方想为自己的财产捞一个办学的好名声。因此，学校最终被定名为中州大学。中州大学的筹建得到各界的支持，山西督军阎锡山、江苏督军齐燮元、江西代理督军蔡锷等也向中州大学捐赠图书2445册。1923年3月3日，中州大学正式开学。
张鸿烈是中州大学首任校长，校务主任李敬斋是他的河南高等学堂同学，文科主任冯友兰是他的好友，理科主任曹理卿是他的同乡。留美时，张鸿烈学政治教育，冯友兰学哲学，李敬斋学建筑工程，曹理卿学化学工程。四个留美学生齐心协力，缔造了中州大学。中州大学文科设有哲学系、国文系、教育学系、历史学系和英文专业，理科设有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学系、数理学系。
1927年，南方国民党军队北上讨伐北洋政府，在开封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政治分会，管辖河南、陕西、甘肃三省国民党党务，倒戈的冯玉祥任主席。北伐军进占各地后相继成立了第一中山大学（原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第二中山大学（今武汉大学）、第三中山大学（今浙江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今南京大学）。因此，开封这边决定筹设国立第五中山大学（又名国立开封中山大学），徐谦、顾孟余、薛笃弼、凌勉之（凌冰之弟）、李静禅为筹备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委徐谦任校长。建校方案是以原中州大学为基础，并入河南法政专门学校、河南农业专门学校。由于战乱，此时的法专、农专师生四散，教学停止，不再像以前那样反对并校，三校合并于是顺利进行。并校以后，法专成为河南大学法科，农专成为河南大学农科。法科设法律系、政治系、经济系，农科设农艺系、森林系。1928年，河南大学又增设医科。1929年，各科改学院。
此时，国民党内因为各派争建新政权而一片混乱，无暇顾及开封中山大学，徐谦又被蒋介石、汪精卫排挤下野，建校工作于是搁浅。河南方面不愿合校流产，决定将筹建中的国立第五中山大学改为河南省立中山大学，张鸿烈继任校长，黄际遇继任校务主任。黄际遇是李敬斋之后河南大学的第二任校务主任，长期主持学校实际工作，很有贡献。1930年，河南中山大学启用原来所计划使用的校名河南大学。
1930年，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打败冯玉祥，他的嫡系刘峙上将出任河南省主席，刘峙毕业于保定军校。为了争取河南民心，刘峙对教育比较重视。此时，留美矿科硕士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任教育部长，形成了CC系。留美学人李敬斋、许心武、张仲鲁、刘季洪都是CC系人员，先后任河大校长。这一阶段，河南大学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
抗日战争前，河南大学办学经费较为充沛。当时，国立清华大学年经费一百万元，办文、法、理、工四院。省立河南大学年经费四十万元，办文、法、理、农、医五院。但清华大学的工科比河南大学的农、医科耗钱。教育部每年也补助河南大学六万元。河南大学还拥有军阀赵倜的地产7356亩，赵倜在开封、汝南、南京、灵宝、信阳、天津等地的房产900间左右，以及繁塔寺、吕祖阁、火神庙的庙产909亩，每年租金亦不菲。河大教师工资很高，月薪几十到几百银元，与发达地区差不多。而当时一般公务员的月薪只有几元钱。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建的河南大学校园建筑后来成为经典。譬如：大礼堂（1931年）、六号楼（1915年）、七号楼（1924年）、南大门（1936年）、西一二斋楼（1921～1926年）、东一至六斋楼（1921～1926年）。这些建筑中西合璧、科学美观，堪比中央大学（今东南大学）、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建筑，现已入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大礼堂为例，规模宏大，直追中央大学礼堂和清华大学礼堂，却风格独特。省政府拨款21万元建设，工程历时3年。大礼堂屋架从国外进口，可容纳3000人，而当时学校仅有几百师生。
1937年，民国政府已决定迁都重庆。河南更是大部沦陷，形势严峻。校长刘季洪提出将学校一劳永逸地迁至四川万县，并派人筹划校址，陈立夫同意给予经费支持。1938年，河南大学文、理、法学院迁至武昌女中。6月、7月，师生计划奔赴四川，但因包不到轮船，最终不得不携图书、仪器返回河南。无奈之下，河大师生打算西迁陕西。此时，程潜任河南省省长，程潜与蒋介石、陈立夫不睦，反对河大外迁。他说河大若迁离河南，则省政府将无法顾及，实质上就是他无法控制了。张钫等河南士绅也反对河大离开河南，建议河大迁往豫西山区。由于河南大学是省立，刘季洪没有办法，忧虑之中，决定辞职。张钫的幕僚、在豫西一带很有影响力的王广庆接任校长。
抗日危局之下，河南又连续发生旱灾、虫灾，致使河南财政吃紧，河大的经费也被消减了一半，数次迁校又耗费了大量财力，师生困苦不堪。幸而王广庆善于经营，学校才勉强维持。在这种形势下，河大决定争取民国政府扶持。前校长刘季洪此时是陈立夫的秘书，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在他的热情相助之下，1942年，河南大学升格为国立。国立以后，教育部当年为河大拨款五十万元，后又追加十万元，学校财政状况好转。1944年，教育部综合评估，河南大学名列全国国立大学第六名。
从1927年筹设国立第五中山大学到1942年国立河南大学成立，河南大学的国立之路走了十五年。如果河南方面积极争取，国立河南大学可以出现得更早。1928年，国立第一中山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国立第二中山大学更名为国立武汉大学，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更名为国立江苏大学，国立清华大学成立。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又名国立山东大学）成立。1937年，国立湖南大学成立。1938年，国立云南大学成立。1939年，国立广西大学成立。1940年，国立中正大学（江西）、国立贵州农工学院成立。1936年，东北大学流亡至开封河南大学校园办学。1937年，东北大学在开封升为国立，然后迁校西安。即使河南高校，1929年才建立的河南水利工程专科学校也在1942年升格为国立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相比其他省份，河南的行动显得迟缓。
之三，有得有失
民国时期，教育部将大学分为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科。多年来，河南大学设有文、理、法、农、医学院，取得了很大成绩。河大的医学、历史学、教育学、农学享誉全国，化学、经济学也很有影响。河大医学曾经获得过全国第三的佳绩，河大历史系是全国四强之一，教育系是全国六大教育系之一。
河南大学医学的兴盛得益于早年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毕业生。预校德文科有学生120人，毕业72人。本应派20人赴德国留学，但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德国政局不稳，于是改选30人赴德国在上海办的同济学校学习。这30人在同济朴实勤奋，因着蓝布衫被称为“蓝布衫队”。其中有10来人最终留德，获得了博士学位，大多数学的是医学。他们是梁之彦（启耳大学生化博士，曾任同济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哥廷根大学医学博士）、阎仲彝（哥廷根大学博士）、鲁章甫（慕尼黑大学博士）、郭鑫斋（哥廷根大学博士）、刘茂寅等。张静吾、鲁章甫、阎仲彝、郭鑫斋、刘茂寅归国后，长期在母校河南大学任教。河大医科的海归教师还有孙祥正（霍普金斯大学博士，河大毕业）、李赋京（哥廷根大学博士）、朱德明（哥廷根大学博士）、刘蔚同（慕尼黑大学博士）、韩明炬（柏林大学博士）、杨光第（杜宾根大学博士）、赵树萱（苏黎世大学博士）、邢文爃（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夏一图（苏黎世大学博士）、上官悟尘（长崎医科大学）、陈作纪（留德）、杨初（留德）、褚葆真（留德）、段春和（留美）、谢景魁（留美）、张效宗（留日）、王毓琛（留日）等。在他们的努力下，河大医科培养出了一批优秀人才，著名的有汪美先、张劭、张效房、周文炳、刘辅仁、韩诚信、杜百廉、孙弘等。抗战时期，伤兵很多，张静吾博士建议依托医学院建立重伤医院。于是全国高校承办了十二所军政部重伤医院，河大医学院建的是军政部第十一重伤医院。河大校友张静吾任军政部第一重伤医院院长，宋育吾任第二重伤医院院长，郭鑫斋任第十一重伤医院院长。
河南大学地处中原，从事历史研究条件得天独厚。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安阳殷墟和其他河南古迹的发掘促进了河大历史学的较快发展。在河大任教过的著名历史学家有范文澜、萧一山、郭廷以、蒙文通、杨鸿烈、姚从吾、嵇文甫、刘节、傅岳棻、余协中、张傧生、葛定华、杨筠如、傅乐成、赵俪生、张邃青、董作宾、徐旭生、郭宝钧、朱芳圃等。河大也培养出了尹达、白寿彝、石璋如、安金槐、尹焕章、李守孔、史宗周、胡思庸等著名历史学家。
河南大学教育系实力雄厚、名家荟萃。教育学领域有杜元载（美国西北大学博士）、余家菊（爱丁堡大学博士）、罗廷光（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孙德中（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许桂英（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刘亦常（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毛礼锐（密歇根大学硕士）、郑若谷（华盛顿大学硕士）、刘海蓬（柏林大学博士）、田培林（柏林大学博士）、王凤岗（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邰爽秋（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李廉方（留日）、王拱璧（留日）、孟宪德（留法）、陈梓北（留日）、宋谋欧（留英）、徐侍峰、萧承慎。心理学领域有汪敬熙（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左任侠（蒙城大学博士）、杨震华（巴黎大学博士）、王徵葵（芝加哥大学博士）、许逢熙（密歇根第楚乐大学硕士）、蔡乐生、凌冰（留美博士）等。培养出了李秉德、王汉澜、王泳、程维贤、凌培炎等著名学者。教育系还在1928年培养出了硕士樊粹庭，他后来成了著名的豫剧改革家。20世纪30年代，河南大学邰爽秋、李廉方、李秉德等人创建的开封教育实验园区名噪一时，形成了“廉方教学法”，受到黄炎培、王世杰等人的称赞。
河南作为传统的农业省，对农业自然重视。河南大学农学的发达一方面有原河南农业专门学校的积累，另一方面也获益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归国学子。河南农业专门学校曾有一些优秀教师，如吴忆鲁（柏林大学硕士）、郭须静（凡尔赛园艺学校）、王直青（佐治亚大学硕士）、钱养浩（东京大学学士）、杜嘉瑜(东京大学学士)、马显扬(东京大学学士) 、宋孝雄(东京大学学士)、黄人俊（留日）、贾瑞生（留日）等。合并的时候农专已经停办。原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毕业生、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学博士郝象吾出任河大农科首任主任，以后又有预校毕业生王陵南（康乃尔大学硕士）、万晋（耶鲁大学硕士）、刘潇然（留学柏林大学）和河大农科毕业生王鸣岐（明尼苏达大学博士）等出任河大农学院院长。聘有李先闻（康乃尔大学博士）、赵连芳（威斯康星大学博士）、涂治（明尼苏达大学博士）、杨庆门（留学耶鲁大学）、彭谦（威斯康星大学博士）、许振英（威斯康星大学硕士）、陈振铎（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吴绍骙（明尼苏达大学博士）、黄希周（留日鹿儿岛大学）、陈显国（康乃尔大学硕士）、杜洪作（华盛顿大学硕士）、冯紫岗（巴黎大学硕士）、李荫祯（明尼苏达大学硕士）、鲁祖周（比利时鲁文大学学士）、林渭访（留德）、何一平（萨瑞苦斯大学硕士）、路葆清（衣阿华大学学士）、黄以仁（留日）、田叔民（留法）、栗耀岐（留日）、陈伯川（留法）、吴景美（留美）、栗显倬（留美）、陈佑进（留美）、林世泽（留美）、李达才（留日）、谷子俊（留日）、陈植（留日）、萧位贤（留日）、陈孝治（留日）、孟守真（留法）、邵德伟（留日）、郭培学（留美）等教授。河大农科先后培养出王鸣岐、刘葆庆、戈福江、周恒、傅维宁、孟及人、胡开仁、吕淑涛、焦庭萱、董鑫、丁宝章等优秀学子。农科去台湾的毕业生戈福江、周恒等几十人业绩尤其突出。
河南大学法学院虽然有原河南法政专门学校的基础，但一直并不强。困难时期，法学院曾经被撤销，但经济系一直保留，归在文学院。经济系是个大系，师资力量较好。河大没有独立的商学院，商科教育也在经济系下面。河大曾合并过河南甲种商业学校，是中专性质。在河大经济系任教过的教授有罗章龙、王效文、王怡柯、马非百、王希和（留美）、王毅斋（维也纳大学博士）、朱象程（芝加哥大学博士）、李汉珍（奈拉斯卡大学博士）、李承鼎（尼不拉斯加大学博士）、邹宗彦（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吴德培（伊里诺伊大学硕士）、秦瓒（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杜俊（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刘星乘（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王广森（康乃尔大学博士）、朱佛乐（留学芝加哥大学）、孟昭瓒（伦敦大学硕士）、丁轸宇（伦敦大学硕士）、林庆丰（留英）、王翰芳（留日）等。河大经济系先后培养出《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国家建材工业总局局长田耕，经济学者丁轸宇、侯恒、李九龙等。邓拓在河大经济系读书时还写出了经济史专著《中国救荒史》。
理学院在河大规模中等，有数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学系。由于化学应用性强，因此化学系规模最大，成绩也最为突出。河大化学系有一批知名教授，如林一民（尼不拉斯加大学硕士，后任台湾农学院院长）、李俊甫（康乃尔大学博士，后任新乡师范学院院长）、周焕章（密歇根大学硕士，后任武汉工学院院长）、郭庆棻（伊里诺伊大学化学硕士，后任江西师范学院院长）、薛愚（巴黎大学博士，后任国立药专校长）、余泽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曹理卿（普渡大学硕士）、李燕亭（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徐墨耕（密歇根大学硕士）、胡学渊（留学柏林大学）、郑乃清（留美）等。化学系培养出了曾一平（曾任太原重型机械学院院长）、刘士林（台湾大学教授）、彭育才（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徐墨耕、刘大壮、卢锦梭、蔡昆、马可（音乐家）等。李俊甫（李相杰）教授对《道藏》炼金术里的化学进行了很多研究，并讲述给访问河大的李约瑟，启迪了后者《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
文、理、法学院的其他系科也有一定的实力和办学成绩。文学院教授有郭绍虞、姜亮夫、刘盼遂、张西堂、缪钺、高亨、段凌辰、邵瑞彭；英文系教授有陈醒、施友忠、饶孟侃、熊正瑾、仇春生、刘重德、张明旭、丁毅舟；哲学系教授有傅铜、徐旭生、吴士栋；社会学系教授有朱亦松、毛起，政治学教授有张金鉴、方振中；法学教授有罗时济、熊绪端、陈道章；数学教授有郑树桐、王尚济、黄敦慈、樊映川；物理学教授有赵松鹤、陈祖炳；生物学教授有张春霖、朱鹤年；地质学教授有冯景兰等。培养出了法政学家罗梦册，文史学者于安澜，作家姚雪垠，外交家王国权，记者张了且、张结，教育家戴伯行、盛华等优秀学子。
河南大学工科稍显薄弱。很早以前李敬斋、冯友兰等人就曾主张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改为工业专门学校，但没有成功。1931年，在校长许心武的努力下，河大建起了土木工程系，隶属于理学院。教授有陶述曾（曾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会长）、瞿文琳、赵新吾（密歇根大学机械硕士）、唐风图（康乃尔大学土木硕士）等人。因为学校财力有限，张仲鲁第二次任河大校长时，提出“裁科并系、充实内容”，主张撤销医学院和工科土木系。由于教育厅厅长张鸿烈等人反对撤销医科，张仲鲁在将土木系送往天津北洋大学途中辞去校长职务。据《天津大学校史》记载，1934年北洋大学还接收了河南大学土木系的全部图书、仪器设备及其转学学生，获益不菲。作为回报，北洋大学于翌年特在开封招考新生。
1945年，田培林出任河大校长，他是当时刚出任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的留德同学。田培林大力扩充河大规模，于1946年增设工学院，建立了土木工程系和机械工程系。后又合并国立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以此为基础成立河大工学院水利工程系。原河南大学预科毕业生阎振兴（爱荷华大学水利博士）留美归国，此时在黄委会工作，被聘为河大工学院院长。在阎振兴等人的努力下，河大工科有了一定的发展，聘请教授15人，副教授9人。知名学者有严恺（荷兰水利副博士）、郭暄（康乃尔大学水利博士）、刘光文（爱荷华大学水利硕士）、赵敬生、李赋都（留德水利博士）等。河大工学院培养出了著名水利专家沈克昌、王既民等人。工学院曾订出三期发展计划，但未及全面实施。阎振兴后来成为台湾工科最高学府成功大学校长，也曾担任台湾清华大学、台湾大学校长。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河南大学学科较为齐全，但结构不太合理。文、理基础学科比重较大，应用学科比重不够。当时很多国立大学都设有工科四大专业机械、电机、土木、化工，比如广西大学、南昌大学，但河大几乎没有。
之四，从大学到师院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立河南大学校长田培林升任教育部次长，他的襄城同乡、北大校友、留德同学姚从吾接任河大校长。姚从吾是著名历史学家，不擅行政，经田培林、冯友兰、徐旭生等豫籍名士劝说，同意回河南。姚从吾领导河大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很快国共内战就爆发，学校秩序一片混乱。1948年，教育部强令国统区学校南迁。
1948年6月21日，解放军攻占开封。
国民党和共产党展开了人才的争夺战。国民党一方面威逼利诱，扬言凡不跟随国民党的师生，一律停发其薪水、助学金，解聘教职，开除学籍，另一方面则制造谣言，说“共产党对于公教人员一律列为三级战犯”。在国民党的逼迫之下，河大在册教师241人、学生2150人，陆续到达苏州。中国共产党组织车辆，接走了河南大学“左倾”教授嵇文甫（文学院院长）、李俊甫（理学院院长）、王毅斋（法学院经济系主任）、罗绳武（教育系副教授）、赵俪生（历史系副教授、北京“一二·九”运动领导人）等人及其家眷。24日晚，解放军撤离开封，投军的287名河南大学等校学生随军前往豫西中原解放区首府宝丰。不久，又有100余名开封学生来到宝丰。
由于中原解放区人才匮乏，中国共产党决定成立干部培训学校——中原大学。开封来的287名学生为首批学员。原河南大学教授、解放区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调任中原大学校长，中原局领导潘梓年任副校长，孟夫唐负责党的工作，张柏园任教务长。范文澜没有到校工作，不久出任华北大学（由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副校长。
到苏州的河南大学师生境遇困苦，校长姚从吾辞职，三人临时校务小组解散，最后成立了七人校务维持委员会。国民党计划将河南大学再迁桂林，希望深孚众望的医学教授张静吾出面组织，为张静吾所拒绝。国民党又找马非百教授等人，也没有得到响应。
1949年4月，国民党败离苏州，河南大学师生留下了。留在苏州的河大师生响应“有志青年参加革命去”的号召，有的随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参军，有的参加西南服务团，有的就地参加工作，仅加入第十兵团南下福建作战的就达三百多人。
1949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开封成立河南省人民政府。由于原国立河南大学已迁至江苏苏州，人民政府决定在河大校园重建河南大学，定名为河南人民革命大学。6月，以中原大学医学、教育专业五百余名学员和河南行政学院四百余名学员为基础，河南人民革命大学正式成立。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兼任校长，原中原大学教务长张柏园任副校长，实际主持工作。原河南大学教授嵇文甫任副校长。7月，河南省人民政府接回滞留苏州的一千二百余名河南大学师生，并入河南人民革命大学。至此，河南人民革命大学共有教职工五百余人，学生一千八百余人。1950年3月，河南人民革命大学恢复河南大学校名。新的河南大学设文教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行政学院。
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开展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调整原则有：一、基本取消原有系统庞杂、不能适应培养国家建设需要干部的旧制大学；二、为国家建设所迫切需要的学科专业予以分别集中或独立，建立新的专门学院，使之在师资、设备上更好地发挥潜力；三、将原来设置过多、过散的摊子，予以适当集中，以便整顿。工学院、师范学院成为发展的重点。综合性大学要大量砍掉，保留的也只设文、理科。高校集中到几个中心城市。
1952年，涵盖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六个省的中南区进行了首次较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负责院系调整的是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文教委主任是原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毕业生、河南滑县人赵毅敏，文教委副主任兼教育部部长是中原大学校长潘梓年。这次调整主要是各省内部调整，一些力量薄弱的系科归并到了武汉、广州、长沙，成立了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华中农学院、华南工学院、中南矿冶学院等校。其中中南矿冶学院（后为中南工业大学）、华南工学院（后为华南理工大学）吸纳省外资源较多。中南矿冶学院是由湖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南昌大学等校的矿冶系科合并组建。华南工学院是由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两校工学院和湖南大学、广西大学、南昌大学三校的化工系科合并组建。河南方面，河南大学医学院独立为河南医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独立为河南农学院，河南大学改为地方性大学。河南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并入华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并入江西农学院。这两个调出省的系科都是新建的，力量很弱，因此这次院系调整河南损失不大。但河南没有争取到一个华中、中南开头的名号，失去了以后竞争的先机。
由于中南区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动作较小，中央决定1953年的院系调整工作以中南区为重点。调整的原则仍着重改组尚未进行调整之旧的系科庞杂的大学，以利于加强与增设高等工业学校和适当增设高等师范学校；对政法、财经院系则采取适当合并集中的做法，以便进行整顿。在这种形势下，中南区文教委决定，撤销湖南大学、广西大学、南昌大学，其文、理科一部分并入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一部分另立湖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江西师范学院。原湖南大学校园由新建的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后复名湖南大学）继承，原广西大学、南昌大学校园由广西师范学院、江西师范学院继承。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武汉大学的机械、电力系科组建华中工学院。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武汉大学的土木系科组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的政治系、法律系与中原大学政治学院合并组建中南政治学院（又名中南政法学院）。与河南有关的是，河南大学水利系与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等校的水利系科合并组建武汉水利学院，河南大学财经系与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武汉大学、中原大学等校的财经系科合并组建中南财经学院。同时，湖南大学地理系一小部分并入河南大学。这次院系调整，河南大学虽然没有像南昌大学、广西大学那样损失惨重，但也损失不小。河大水利系、财经系是原国立河南大学工学院、法学院最主要的两个系。尤其水利系，有原国立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多年的积累。这两个系也是河南大学除医科外最实用的系科，重建起来很困难。
河南大学的文、理科虽然都留了下来，但根据院系调整的精神得改成师范性质。这个时期师范院校地位也高，国家反复强调高师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工作母机。1953年8月，中南军政委员会通知，奉中央教育部电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已决定河南大学与平原师范学院合并。河南大学改名为河南师范学院，平原师范学院改为河南师范学院第二院。合并之后平原师范学院仍留原址，关于系科设置原则上不作大的变动，只就必要的系科进行调整。平原师范学院位于新乡，1951年7月成立，是平原省最高学府。平原省由黄河以北原河南、山东的一些地区组成，成立于1949年8月。1952年10月，平原省与河南省合并。平原师范学院设有中文系、历史系、数理系、生物系和化学系。
开封的河南师范学院与新乡的河南师范学院第二院相距较远，管理不便。1954年7月，中央核准两院分开，改为两个独立的师范学院。中央并没有要求两院进行系科调整，但河南方面决定文、理分家。1955年6月，河南省文教厅上报省委：目前两院系科重叠，规模不大，在教学设备、基本建设方面，常有顾此失彼现象，教师力量不能充分发挥。根据苏联经验，院校专业应合理分工，系科要少，规模要大，以便集中教师力量，充实教学设备，整体规划基本建设…… 为此，极应结合河南省实际需要，对两院系科进行调整。此后，两个师范学院一个定名为开封师范学院，另一个定名为新乡师范学院。开封师范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调往新乡，新乡师院的中文、历史系和地理专修科调往开封，所调各系的图书资料及仪器设备均随系转移。如此，开封师范学院仅设置了中文、历史、地理三个系和俄文专修科。
河南省很快意识到拆分文理分置有其缺陷，1959年，河南省决定将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并入开封师范学院。合并以后，开封师范学院有了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1962年，生物系又被调整到了新乡师范学院。同年，设在郑州的河南艺术学院、河南体育学院并入开封师范学院。河南艺术学院、河南体育学院原为河南师范专科学校的两个科，在1956年搬到了郑州独立建校。经过这两次调整，开封师范学院实力有所恢复。
20世纪50年代初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做大了武汉、西安等几个中心城市的高等教育规模，受损的省份意见较大，中央于是决定每个省都建一所综合性大学。1956年，郑州大学建立，此后，郑州大学就成为河南省的综合性大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每个省只设一所综合性大学，即使教育发达的上海、江苏也只有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是综合性大学。当时的背景下，河南大学恢复为综合性大学难度很大。与河南大学性质一样的还有原国立安徽大学改建的安徽师范学院、国立南昌大学改建的江西师范学院、国立广西大学改建的广西师范学院等校。这三所学校的校名后来被新建的综合性大学所用。
当时条件下，开封师范学院已不可能成为全国性的师范大学。因为，中央在全国六个大区设了六所重点师范院校，即华北的北师大，华东的华东师大，东北的东北师院，西北的陕西师院，西南的西南师院，中南的华中师院。河南属于中南区，中南区的中心是武汉，河南处在中南区的最北部，开封师院虽然实力在华中师院之上，但缺乏地理优势。
不能成为全国性的师范院校对开封师范学院影响较大，因为缺乏中央支持，学校很难发展壮大。开封师范学院的省立层次、师范性质、文科特色、非省会的地理位置使得其逐渐落后了。
之五，走向复兴
1978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河南没有一所学校入选全国重点行列。1979年8月，河南省决定将开封师范学院更名河南师范大学，争取尽快达到全国重点大学的水平。1984年5月，河南师范大学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增设了化工、经济、管理、生物、土木工程、计算机等专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河南大学虽然在纵向上看有了较大发展，但发展遇到了瓶颈：其一，当时，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科院校地位提升得很快，师范及综合类院校发展迟缓，自身造血能力也差；其二，当时的教育经费向中央直属高校倾斜，省属院校很难得到中央的财政支持；其三，河南省是欠发达省份，经济实力较弱。
1993年，“211工程”推出。当时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说，“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要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办好一百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工科仍是建设的重点。为保证区域均衡，“211工程”对省属院校实行“一省一校”政策，河南省分得一个指标，郑州大学以工科的名义进入。河南大学因受限于“一省一校”政策与“211工程”失之交臂。
但河南省委、省政府历来重视河南大学的建设，一直把河南大学作为河南省重点建设高校，并比照“211工程”项目学校在建设资金方面给予重点扶持。在《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又进一步明确了“把河南大学建成全国一流高校”的建设目标。据此，在中共河南大学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学校今后一个时期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能力以及教育国际化程度，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办学特色更加鲜明，在省部共建的基础上，争取进入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水平大学行列；到本世纪中叶，成为国内一流、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高水平大学。
河南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建河南大学协议的签署，使河南大学这所历经风雨沧桑的百年老校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河南大学正乘风扬帆，充满信心，全面复兴，重铸辉煌，朝着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方向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