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我在上海主编文学杂志《现代》，每期都发表一些有新倾向的诗歌创作，造成了新诗坛的所谓“现代派”。文艺界的舆论，对它毁誉不一。李白凤是当时写诗很起劲的一个。他最初从北京寄稿来，不久，来到上海，我们便成了朋友，至今已历四十多年，尽够算是老朋友了。
白凤是个坦率、耿直的北方青年。他坦率，所以胸无城府，喜怒立即形于辞色；耿直，所以受不了一点委屈。我喜欢并尊重他的性格。但是，从我这个以老庄思想为主养生的人看来，他这个性格肯定将不谐于俗。四十年来，他的生活多半在坎坷不遇中过去，虽然客观条件对他常有不利，但也多少是他自己的性格构成的。
我和白凤虽然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同在一地的时间却不多，何况同在一地也还不是经常见面。最初几年，我只知道他是个新诗人，此外，对他的家世、生活，一无所知。1948年，我们同在上海，我到他家里去过，在他的小楼上谈了半日，才知道他爱写字、作画、刻图章。当时有些意外，不了解一个作新诗的青年，怎么会走到书画篆刻的路上去。他还告诉我，战争期间，在桂林的时候，他还依赖治印解决了一部分生活问题。他的篆刻，曾得柳亚子先生的赏誉，为之题诗，最近又为他撰作鬻印小启。郭沫若先生欣然为他的印谱题签。我联想起闻一多先生在昆明卖印的情况，因而体会到白凤之走这一条路，不是他爱做斗方名士，而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何况后来又知道书画篆刻，原是他继承的家学，这就更不足为奇了。
新中国成立后，白凤离去上海，几年没有消息。到1955年，才得到他的信，说是在河南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教苏联文学。这又使我有些惊讶。苏联文学不是白凤的专攻，也没有听说他学过俄文，怎么居然去担任这个讲席呢?我当时便复信给他，劝他换一个工作，最好是教现代文学或古典文学。可是他回信说：师范学院是因为独缺苏联文学教师而请他去任教的。这样，我又心中纳闷，觉得无可奈何，联想起1946年他在上海社会局当一名小职员，情况正是如此。
哪里知道，就是这五斗米，白凤也无福消受。1957年，他也和我一样，得了无妄之灾。他的遭际比我更惨，竟失业闲居了。从此，我们又有五六年不相闻问。直到1962年，他可以在家休养，才又有信来叙述这段时期的艰辛生活。他还告诉我：今后岁月只有依仗贤妻的供应和女儿的帮助了。
当时，我也抛弃了文学，转移兴趣于金石文字。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个讽刺。从前鲁迅放下了古碑，走出老虎尾巴来参加革命；我也原想参加革命，或说为革命服务，结果却只落得躲在小阁楼中抄古碑。既然如此，那就索性往古碑里钻吧。同时，白凤也索性钻进了书画篆刻，有时还哼几句旧诗解闷。此后，我们逐渐地恢复了联系，经常有书信来往。我托他在开封收罗金石拓本，他托我在上海买书、借书。我们相濡以沫，彼此都有些影响。他经常把作品寄给我。篆刻、画幅、书法，各方面都有，而且都是愈来愈好，可以看出他的进步历程。我尤其佩服他的书法，由于他也热衷于金文，一方面开始了古史的研究，一方面他的书法从小篆进入到大篆。
“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我们的“雅兴”，我和白凤又隔阂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自以为在响应党的号召，参加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而事实上却是被“革命”。待“动乱”的空气慢慢地安定下来，我们又恢复了联系。我发现白凤的金文研究和大篆书法已突飞猛进。1972年以后，他不时寄给我一些考释彝铭的文章，有关于文字学的，有关于古史的。他钻得深了，我没有能力提供意见。我建议他向郭沫若和唐兰两位专家请教。唐兰先生很热心给他帮助。至于他的书法，我认为，国内写大篆的，今天恐怕还未见有人能超过他。
1976年，国内政治出现了除旧布新的大好形势。白凤的生活有了昭苏之望，他的情绪登时积极乐观起来，对自己的书法篆刻和金文研究，定出了宏大的规划，全力以赴。岂知在连续两年的勤业力学之中，失去了生活的平衡，终于以生命和壮志为改正的代价。
对于白凤的死，及其坎坷的一生，我是非常感慨的。二十年来，他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刚毅不挠的志节，正反映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尽管在罡风淫雨之中，仍然能孤特独立，有以自振。我以为，这正是我们国家的一股元气。
最近，白凤的书法篆刻，已经在开封、郑州、北京等处展出，获得高度的评价。他的一些遗著，也可以有机会印行。这都是朋友们对白凤最好的纪念办法。像我和白凤的交情，白凤去世之后，我早就该写文章纪念他了。但是，二十年间，去世的老朋友不少，我都只有感慨，而没有话说。现在，我不能再保持沉默，因而借此机会，叙述我和白凤的多年交往，以及我了解的他的一生，用此来反映中国知识分子近二十年来的景况，以白凤为例子。(选自《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