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唱着《东方红》，跨黄河过长江，赶走蒋家王朝，当家做主站了起来；我们听着“中国哀乐”，在肃穆庄重、催人泪下的无限悲哀中，先后沉痛悼念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邓小平与世长辞……但你是否知道，这都是河大学子、著名音乐家马可先生谱写的不朽乐曲。
我们天天在看卫星天气预报，我们眼下正在欢庆神舟飞船载着杨利伟“走出地球村”。回首航天史，我们不能忘却中国卫星空间技术的开端之作“东方红１号”……但你是否知道，“东方红１号”正是河大学子、著名空间物理学家、“中国卫星之父”赵九章先生领导下的杰作。
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河大学子赵九章先生的“东方红１号”卫星把河大学子马可先生的《东方红》乐曲送入浩瀚的太空，那真是河南大学无上光荣的一天。“东方红”是毛泽东的，也是两位河大人的，更是全中国人民的。
《东方红》上天
穿过古朴典雅、中国传统形制的河南大学校门，迎面又是一门。该门迥异于现今的河大校门，西方味道很浓烈，但其门楣上镌刻的却是方方正正的中国字——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该校与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一起，被誉为当时中国的三大留学培训基地。
1912年创办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前身），是在1904年结束了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河南贡院旧址上设立的。第一任校长林伯襄先生把“以教育致国家于富强，以科学开发民智”作为预备学校的办学宗旨，旨在泽惠中原。
在当时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外语教师中，三分之一都是外国人。
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１５日降生于开封的赵九章先生，走进的就是这样一所学校——１９２１年，他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之后，他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名师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等的指导下完成学业，于１９３５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44年5月，赵九章出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代理所长、研究员，他率先将数学和物理引入气象学。赵九章不仅是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开创者，而且也是世界上现代天气预报理论的奠基人之一。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后，赵九章说：卫星对于空间科学研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只有发展自己的卫星，才能真正进入空间科学的最前沿。1958年，中国将研制人造卫星列为重点任务，这项绝密工作的代号是“581”。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我们要抛就抛大的，抛两万公斤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像美国那样鸡蛋大的我们不抛。”
中央拨专款两亿元用于研制人造卫星，赵九章和他的581组住进北京西郊宾馆，中国第一个航天科研机构从此开始了艰苦的秘密历程。
“大跃进”的1958年，中国科学院在6月份提出要放重型卫星，向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于是，一帮年轻人夜以继日地苦干3个月，于当年10月完成了卫星和火箭的设计图和模型。而实际上这些参与设计的年轻人对火箭、卫星知识的了解，还不如现在的中学生。“国庆献礼”的工作体验，让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深深地认识到：冲天的热情不能代替科学，需要学习再学习。
1958年10月，由赵九章、杨嘉墀、钱骥等科学家组成的“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到苏联考察，主要目的是考察卫星工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接待的人很热情，今天安排参观市容，明天安排参观博物馆，就是不安排到科学研究机构参观。赵九章先生说：“靠天，靠地，靠不住！发展宇航科学主要得靠我们自己的力量！”1964年12月，积极倡导中国要搞人造卫星的赵九章提笔上书周恩来，建议开展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与此同时，钱学森也上书中央建议加速发展人造卫星。1965年，国家将人造地球卫星工程列入计划，代号为“651”任务，并把发射时间定在1970年，成功的标志是“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1966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卫星设计院，赵九章院士出任首任院长。
1970年4月25日晚8时29分，“东方红1号”飞经北京上空，成千上万的市民拥上街头，高举彩旗，燃放鞭炮，在节日般的欢呼中仰望天空。“东方红1号”卫星的升空也实践了毛泽东的说法：“我们要抛就抛大的。”此前只有苏联、美国、法国、日本４个国家发射过卫星，但他们第一颗卫星的重量总和也没有超过“东方红1号”的重量。这是中国的重量，这是中国科学家的重量，它使历史的天平向古老的东方倾斜。1970年4月25日18时，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1970年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狂飙中，街头游行屡见不鲜，然而4月25日的游行与以往不同——北京、上海、天津、郑州……全国各地，几乎万人空巷。当时的人们可能淡忘了那热闹的场面，但卫星从太空中发出的《东方红》，却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然而，领导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１号”研制工作并为其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卫星设计院院长、被称为“中国卫星之父”的赵九章先生却含冤消失于卫星升空前夜。1968年10月10日，他吞下数十片安眠药，离开了人世。
1978年，赵九章得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1999年9月，国家表彰23位“两弹一星”元勋，作为“两弹一星”的学术领头人，河南大学校友赵九章（卫星）位列其中。如今，赵九章铜像被安放在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
《东方红》落地
与科学巨匠赵九章相比，马可是幸运的，他总算在“牛棚”里听到了自己整理的《东方红》乐曲从太空飘落大地。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呼号是《东方红》乐曲，在某种意义上，《东方红》也成了“红色中国”的象征。因此，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取名为“东方红１号”，也要播送《东方红》音乐，让全世界人民都能听到中国的声音。但播送《东方红》就不仅是科研，也是政治。如果卫星上天后，乐曲变调或不响，按“上纲上线”的说法，无疑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研制者就有可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如此说来，《东方红》顺利落地，就不只是马可的幸运，也是科学家们的幸运了。
马可是《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歌剧《白毛女》与《小二黑结婚》等音乐的作者或主创者，正是他在延安与回族歌手李有源的相遇，才有了《东方红》乐曲的呱呱落地。李有源的《东方红》经马可等整理后，一下传遍了延安，继而随着革命的发展传遍了全国——为了让人们深信这是一位陕北农民发自内心的赞歌，马可等人的名字从不见于此歌的词曲作者中；为了使人们深信这是一位有文化代表性的农民，李有源的回族身份也隐而不露。一曲《东方红》，就这样有意无意地夹杂着很多东西从“陕北民歌”而成为最红的流行歌曲，且长盛不衰。
1944年5月24日，马可在《解放日报》撰文，介绍陕北农民李有源、李增正编写的秧歌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东方红》。马可与《东方红》的关系，为大家所知晓的是“在绥德一带记录了农民歌手李有源的《东方红》等民歌”。
在1976年，有一首哀乐在祖国大地上曾经回响了将近一年——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年头，中国三位政治巨人周恩来、朱德与毛泽东相继去世；1997年春天，这首肃穆庄重、催人泪下的哀乐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又整整回响了一个月，中国又一位巨人邓小平同志与世长辞。
这首哀乐不仅是中国政界的一首标准治丧音乐，而且日益普及到普通老百姓中间，成为千百万家庭为不幸去世的亲属送别时的礼仪用曲。这一“中国哀乐”的主创者也是马可。这哀乐，是1940年把刘志丹的灵柩移入新建陵园时，鲁迅艺术学院的马可、安波等根据《绣荷包》《珍珠倒卷帘》等民歌改编创作的。为适应迎灵的哀伤气氛和缓慢步伐，乐曲的演奏速度比原来的民歌慢了许多。
1935年9月，马可抱着科学救国的想法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
在河大，马可成天“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梦想做一个发明家”，但日本鬼子的入侵搅乱了他的“清梦”，他被时代风暴卷入了斗争的行列。马可到开封火车站参加“卧轨请愿”示威，与同学一起露宿十多天；马可发起和组织河南大学“怒吼歌咏队”，走上街头……这时，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率领“救亡演剧队”到河南巡回演出。与冼星海的会晤，彻底改变了马可生命的方向。1939年秋，马可到达延安，经冼星海推荐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音乐。1944年秋，马可作为歌剧《白毛女》的音乐主笔，充分表现出自己的创作才能。《白毛女》受到了毛泽东等同志的高度赞扬，被誉为新歌剧的里程碑。
新中国成立后，马可被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并兼任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1966年，他被打成“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被批斗、审查近10年之久。就在马可很“黑”的时候，他的音乐却红得发紫……精神上的打击与肉体上的折磨，严重损害了马可的身心。1976年7月27日，他匆匆离开了人间，时年仅58岁。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这唱给“南泥湾”的歌，是一位河大学子心灵深处的颤动，它与《东方红》《白毛女》等一起，永远是中华民族心中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