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我在小关公社耐火材料厂做工，得知高等院校恢复招生，心里波澜腾起，久久不能平静。我的大学梦难道真有可能实现吗？
土改时我家被划成地主成分，爷爷是地主分子。在那个年代里，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青年，想上大学那是白日做梦。1967年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在生产队劳动，连个高中都不能上，何况大学！现在高成分的社会青年也可以报考，有了这个机会，我一定要争取！要参加高考就要认真准备，工厂里太喧闹，无法静下心来看书。要复习，只有回去。77年是恢复高考后首届招生，我没有丝毫把握，不敢报名应试，想上大学须从长计议。当时社办工厂里的条件虽然也比较艰苦，但总比在生产队干农活轻松，而且每个月还有十来块钱的补助，这对很多人来说那是求之不得的，所以听说我要离开工厂回生产队，很多人不理解。父亲忧心忡忡，他一再对我说：“你再想想，不能虑胜不虑败啊！”我岂不知道这一步迈出去事关重大，万一考不上，连去社办厂的机会也没有了。但拼一把还是值得的，我一咬牙拿定了主意。事也凑巧，我们冯寨学校一位教初中语文的老师不到学期结束把课撂下，托关系到公社机械厂当工人了，一时没人上课，学校急着寻人替补。有人推荐了我，校长同意了，于是我就从社办厂回到了村里的学校当起了民办教师，一边教书，一边复习，虽然整天搞得紧紧张张的，但学习环境蛮不错了。由于备课的需要，我还认真读了两本现代汉语语法和修辞方面的书，课堂上给学生讲句子成分，首先自己心里要明白的。这都对后来做高考语文试题有不小的帮助。
当时学校归生产大队管理，除了公办教师外，哪些人能去学校教书、哪些人不能去，大队干部说了算。我回来当老师，自然是经过大队干部恩准的。为了防备不测，我准备参加高考的打算没敢告诉更多的人，复习是在隐蔽的状态下进行的。白天放学以后，我留在办公室，等别的老师都走了，我把书拿出来读；晚上在家里的土窑洞里，点上煤油灯，复习到深夜。资料大部分是张玉萍托人捎回来的 她当时在公社高中教语文（我们原来都在大队宣传队，彼此都了解，她特别同情我的处境，所以很支持我参加高考），有了好的复习资料就留下一份送给我；还有一部分是我在公社耐火材料厂时的好朋友张丰敏给我找来的（他当时在黄委会工作，知道我想参加高考，就从黄委会图书馆借了一些书给我用），有历史、地理等教科书和教学参考。
我1964年以郑州市上街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巩县十中（原来的郑州市第三十四中学）。读了两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以后也就再没有亲过书本，直到1977年粉碎“四人帮”。好在那时候十中老师们的水平都比较高，担任主科教学的大多数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如教我们语文和历史的陶老师、邹老师都是开封师范学院毕业的，教政治的王老师是西北师大毕业的，教地理的老王老师是新中国成立前在北京念的大学；教数学的魏老师虽然不是大学毕业，也在大学进修过，当年曾是开封女高数学课的主讲。学校还有个相当有规模的图书馆，像《天方夜谭》、《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都是当年我最喜欢的课外读物。念初中时我很用功，各科老师也都比较喜欢我，所以语文、地理、历史、政治的基础还行，复习起来没有障碍；我们那一届开始，外语课以英语取代了原来的俄语，但两年下来并没有学多少东西，好在外语成绩当年高考是不计入总分的，我索性就没管它。困难的是数学。初中几何刚开了个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对于平面几何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我抱着能拿几分是几分的态度，就只看初中学过的代数那一部分，后来证明这种策略是正确的。
1978年高考成绩公布的第二天，我初中时的岳老师 他当时在高中教英语 托人带信让我去见他。没想一见面后岳老师就劈头盖脸训了我一顿，连连责问：“今年你为啥不参加高考？你就想在冯寨学校当一辈子民师？”看他那一副生气的神情，我心里充满了感激，泪水几乎控制不住要淌出来。我告诉了自己的打算，并说一直在准备着，他才舒了一口气。走的时候岳老师一再叮咛我：“你的机会不多了，要抓紧呐！”
回到家我把带回的当年高考试卷认真看了一遍，心里有了一定的把握，觉得再有一年的准备，我也能够考上，至少可以上个大专，像开封师专之类的。这一下让我增添了不少劲头，复习的效果似乎也越加好了。家里人也对我格外照顾，父亲特意交代，一般的家务活不要让我做，好腾出更多时间让我看书。
转眼间又一年过去了，知道我准备参加高考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冯寨学校的领导们自然也知道了。1979年6月的一天上午，教导主任张老师对我说：“公社通知，想参加今年高考的社会青年明天以大队为单位集体报名。你报不报？”
我不由得紧张起来。一是眼看快考试了，不知道自己准备得对不对路；二是担心大队会不会干预，不让我报考。我迟疑了一下，说：“试试吧，也没有做啥准备，只是去经经场，反正也不抱多大希望。”张主任没说啥，笑了笑，给我一张表让我填。我记得“家庭成分”一栏，我填的是“社员”。这是上面的统一规定，原来是地主富农成分的，一律都填“社员”。不过当时的人都知道，这一栏填写的是“社员”的，就是原来的高成分。等了约莫十多天的光景，准考证发了，我的心才安定下来。
那一年县里规定，超过25周岁的社会青年考生要集中到县城考试，考场设在巩县二中。7月6号那天，我要去赶考了。母亲一大早起来给我做了一大碗鸡蛋南瓜捞面条，吃完后，我背着一个小包袱上路了。父亲默默地把我送到村口，只说了一句“考完早点回来”，转身回去了。我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嗯”了一声，就快步向长途汽车站奔去。
那天晚上教育局安排我们住在九中的一间教室。里面铺了十来条席子，算是我们的床铺。这些来自全县各公社的大龄应试者都很兴奋，大家三三五五地交流着备考的心得，有的还讨论起来某道数学题的具体解法，直到深夜一点多才睡下来。在那间教室里，我认识了来自米河公社的王保安。保安兄入校后分在了4班，住我隔壁。
决定命运的1979年7月7、8、9三天在紧张和亢奋中过去了。
考完后返回的路上，遇到了我小学时候的吉校长。他一看到我的模样，立刻猜出我是来应试的，拉住我的手连连说：“你该来考，你该来考！——你能考上！”我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嗫喏着，半天憋出一句：“不羌中，没咋准备……”心里却感到热乎乎的。这么多人关心我！一路上我回想着自己答题的情况，觉得虽然失误不少，但也有六七成的把握，也许能走个大专吧。
回到冯寨学校后，张主任询问考试的情况，我有保留地说了说，最后又重复了两句：“不多理想，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他微微一笑：“看来下学期不用给你安排课了。”他这一说，反倒让我忐忑起来。万一……
那一年张玉萍参加了高考评卷。回来后不久我去见她，她详细问了问我答题的情况，说：“按道理，语文分数应该不会低。”过了不久，分数公布了，307分！我的悬着的那颗心终于落了下来。一天我去挑水，遇到了在平顶山八中任教的冯海水 文革前我们村唯一的一个大学生 告诉我：“今年的本科线是301分，你这个分上本科没问题。”该报志愿了，我和张玉萍的意见很一致，将来还是当老师吧。我就都填成了师范院校：本科第一志愿是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是开封师范学院（全是凭感觉，那时候啥也不懂啊）。专科只报了一个：开封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其实自己并没有太高的希求，只要能录取，哪个学校都成！紧接着，学校的同事、村里的乡亲都开始议论起我来，说我要上大学了。至于我父亲，脸上也有了往日少见的笑容，连额头上的皱纹似乎也一下子舒展了许多。
最难熬的是等待通知书的日子。八月下旬，我们公社其他上线的考生一个一个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我却没有任何消息。会不会被公社或者县里扣下了？因为以前确实发生过这种事情，或者因为成分不对，或者家里人曾经犯过什么事，考生即便超过分数线很多，不予录取的也大有人在。再不然被打到专科去了？专科录取通知那时都还没有下来。
就在我焦虑不安的时候，一天下午，突然听到生产大队的有线广播喇叭通知我到大队部去一趟，我意识到：有消息了！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冒着雨迅速赶到大队部，值班的大队会计告诉我，教育局通知我去局里领录取通知书，强调必须本人亲自去取。我顾不上回家，径直搭车去了县城，赶到教育局天已经是黄昏时分了。招生办负责发放通知的老师问了我的名字，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来，又让我拿出准考证来验了验，才把通知书递给我，说：“考得不赖，开封师院中文系！”接通知书的时候我的手不由自主地在颤抖，看着通知书上的内容我都能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上苍有眼，终于如愿以偿啦！
道过谢，我转身就往回赶，想把这个消息尽快告诉家里人，告诉那些关心我、帮助我的人，当然还有她！
第二天上午，本家一个哥哥从地里干活回来路过我家，对父亲说：“大伯，演场电影吧，叫老少爷们都高兴高兴！”父亲应声道：“演，演！明儿个就演！”父亲笑了！我很少见他笑得这样灿烂！
接下来体检、政审、转粮食关系、办理户口迁移证明，一切都很顺利。走到街上，听到的是各种各样的祝贺的言辞，我仿佛突然间成了明星人物，真有一种亦真亦幻、恍恍惚惚的感觉：这一切是真的吗？我真的要去上大学了吗？当派出所户籍管理员拿起公章在户口迁移证上用力搨出两个红印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刚发生的一切是真的。我考上大学了！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1979年9月23日。这一天，我踏入了开封师范学院的大门，成为这所具有悠久历史的高等学府的一名学子，圆了我的大学梦。
多亏了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恢复了高考制度，否则，对于像我这样的农村青年，上大学永远都只是一个梦。我们是幸运的！
感谢养育我的父亲母亲，他们给予的爱我永远也报答不完。
感谢我的爱人，她总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默默地给予我有力的支持。
感谢那些辛勤培养我的老师，他们给了我攀登的力量和勇气。
感谢所有帮助过我、鼓励过我的朋友们、同事们，他们让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感受到了春天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