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院士（1896年3月26日至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919年夏，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28年他向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建议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获得批准。从此他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院士评议员、院士，成为中国最早的历史语言专业研究生导师，并先后兼任北京大学教授，河南大学客座教授、讲座教授，在整理“大内档案”组织殷墟科学发掘实践和甲骨文语言学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29年9月，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莅河南中山大学（今河南大学）任客座教授，先后作了《现代考古之重要性》《古史问题》《文科学生应具有之科学基础》的学术报告。一星期之内的这三次学术讲座，在两个方面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对河南中山大学考古专业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呼应1928年11月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先生题为《安阳小屯发掘之经过》的学术报告，进一步明确殷墟发掘与甲骨文研究是河南大学文史系学生考古的重要目标。
此前的1928年10月，傅斯年建议中央研究院组成以原河南中山大学董作宾教授为组长的殷墟科学发掘组，开始对殷墟进行科学发掘。河南省南阳籍的董作宾研究员曾历任福建协和大学、河南中山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师、副教授、教授，1928年被聘为中央研究院通讯员、编辑员，后任研究员、院士评议员、院士副院长，这次在蔡元培先生、傅斯年先生的支持下，董作宾被派往安阳，调查甲骨文出土情况，他向研究院提出了《殷墟甲骨调查报告发掘计划书》，并呼吁：“甲骨即尚有留遗，而近年出土者源源不绝，长此以往，关系吾国古代文化至巨之瑰宝，将为无知之世人私掘倒卖以尽，迟至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蔡元培、傅斯年为抢救甲骨文史料全力支持殷墟科学发掘。就这样董作宾主持了首次科学发掘。河南大学教授朱芳圃、马非百，河南省教育厅视学兼河南中山大学讲师郭宝钧、史学系学生石璋如、刘耀（即尹达）、冯进贤、许同国等参加了殷墟甲骨首次发掘。发掘进行了十七天，地点在小屯村中、村北及村东北，共出土甲骨854片，还出土不少铜、陶、骨、蚌、石、玉器等文物。这次发掘的丰硕成果，引起河大师生的极大关注，学校又先后邀请董作宾、傅斯年、郭宝钧到校任讲座教授，作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研究及文物考古知识的专题学术报告，更引起热烈反响。不少师生都纷纷要求参加殷墟发掘，河南大学朱芳圃、马非百教授，郭宝钧讲师，史学系学生石璋如、刘燿（1937年化名尹达）、冯进贤、许同国、汪志中等十多人尤为强烈。为此学校成立了以河大师生为主体的“河南古迹研究会”，由河南大学董事张嘉谋教授挂帅，开展对河南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创建。此后傅先生在河大六号楼讲演厅先后作了十余次学术讲座，对此石璋如在《河南大学与考古事业》一文中这样写道：“第二次演讲，时间为民国十八年12月间，地点为六号楼讲演厅，主席黄际遇校长，主讲（客座教授）傅斯年先生。在一个月间一连数次。第一次主席介绍，傅斯年先生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河南大学客座教授），他是因为安阳殷墟发掘，地方与中央发生争执，特来汴与省方商量解决办法，12月24日即到开封，住在本校，因为白天忙于接洽公务，夜间才有时间与大家见面，本晚所讲的题目为现代考古学的重要性。傅先生学问渊博，口才流利，那时候才三十四岁，精力充沛，白天忙了一天，晚上回来，一讲两个钟头毫无倦容，他虽然是针对着安阳发掘说话，但他绝对不批评任何人，只谈学理，不论人事，只谈古，不论今。”
“傅斯年先生后面的几次讲演，都是先不公布题目，由听讲同学发问，然后大加发挥，高谈阔论，足见先生学问渊博，表现了一代大师的风范。虽然如此，每次讲演都有一个中心，即最先发问的问题。一次讲‘武虚谷与汉学和徐旭生先生与西北考古’，一次是‘古史问题’，一次是‘哲学问题’，还有一次是‘文科学生应具有之科学基础’，其他还有多次讲演，题目牵涉甚广。当时正值数九寒冬，开封风寒甚大，傅先生常患感冒，仍然抱病讲演，勤奋治学的精神令人钦敬。”
傅斯年先生在河南大学的学术讲座有五个专题特别引人注目：
（一）《汲冢与竹书纪年》：他说竹书不过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是一部写在竹简上的编年体史书，凡十二篇，叙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至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为止，又称“汲冢书”“汲家古文”，约成书于公元前280年左右，为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资料。（二）《殷墟发掘》：他说，安阳的甲骨是殷代的作品，比竹书纪年又早千年左右，现在用科学的方法来处理，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三）《河南地下的埋藏》：十分丰富，在中国文化上的重要性无省能比，必须借着现代的科学考古，才可以发扬光大，以达到对于传承中华民族古代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四）《武虚谷与汉学》：汉学指汉儒考据训诂之学，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等主张通经致用，推崇汉儒朴实之风，反对空谈义理。（五）《徐旭生先生与西北考古》：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斯文赫定（SvenHedin）博士合作，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徐旭生任中国方面团长，亲赴西陲。因他出色的组织领导工作，他获得了以瑞典国王名义颁发的勋章。这次科学考古，他写有《徐旭生西游日记》一书，对当时艰苦的工作情况，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果和当时的世俗民情，均作了真实生动的记述。“他（傅斯年先生）在本校居住月余，交涉成功后离去。在这月余的时间内他却撒下了不少学术的种子。”
最初傅斯年先生的构想，对河南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创建和发展非常有利，他有四项公开的声明，作为河南省政府与国立中央研究院合作办法的基本依据，先后两次所签订的合作办法，都与河南大学有关：
（一）河南大学及其他与考古有关涉各科之教授，如愿来彰工作，极为欢迎。
（二）河大史学、国文各系学生愿来彰练习者，请由河大校长函送，当妥为训练，待检成绩，以替上课。
（三）河大可设考古研究所，吾等当时常来汴讲演，并备顾问，其研究完成后古物存放之地，吾等本主张以首都及本地为归，然重复品多，正可分置一部分与河大考古研究所中。其一切布置及费用如玻璃架及古物之装护等，亦属不资，中央研究院愿担任之。（河南大学考古研究所成立于1930年2月，此举标志着河南大学考古学专业开始创建。）（四）以后如更有赞助之事，力所能及，无不竭力。
1930年郭宝钧讲师经董作宾推荐，由河南大学正式转入中研院史语所专业从事考古发掘工作，又先后参加了傅斯年先生组建的四、五、八和第十三次殷墟发掘工作，并主持了其中八、十三次科学发掘。河大部分师生在傅斯年先生的支持下直接参与殷墟的科学发掘与研究工作，所获得的考古专业知识与技能，远胜于课堂听讲和书籍阅读。
1931年3月殷墟第四次发掘，主持人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李济研究员，董作宾、郭宝钧、王湘、吴金鼎、梁思永、朱芳圃、马非百、尹达、石璋如参加，傅斯年所长主张用“卷地毯的方法全面发掘小屯遗址”，发掘历时51天，地点在小屯东北和后岗，发现甲骨文782片，青铜、玉器、古蚌器多件。李济曾这样回忆：“第四次田野发掘队是在新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包括不少考古工作者。带着一些新观点和对遗址的更多了解，我又走向田野。在队员中我有许多经过较好训练的新助手……有了这些新的认识和新队员，使我欢欣鼓舞，逐渐扩大安阳第四次发掘。”同年11月，殷墟第五次发掘，主持人董作宾，地点在小屯村中、村东北和后岗。开挖坑113个、面积1200多平米，得甲骨381片，还发现殷人居住的圆穴洞、储藏器物的地窖。参加人有尹达。
1934年10月至1935年12月，傅斯年先生组建了由梁思永教授主持的殷墟第十、十一、十二次发掘工作。这是被后来学者划为殷墟科学发掘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发掘规模宏大，采用了新技术，改进了工作方法，提高了发掘水平，取得了辉煌的发掘成果。中国老一代考古学家李光宇、王湘、高去寻、石璋如、尹达、胡厚宣、夏鼎等都分别参加了这三次发掘。地点在洹水北岸侯家庄西北岗，发掘总面积20600平米，发掘了11座大墓和1200余座小墓及祭祀坑。还发掘了秋口同乐寨，范家庄和大司空遗址。1936年9月，梁思永、石璋如主持第十四次殷墟发掘；1937年3月石璋如主持第十五次殷墟发掘。两次发掘均有许多新的发现。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殷墟发掘被迫中断。
综上所述，傅斯年院士1929年9月～12月担任河南中山大学客座教授，1930～1934年兼任河南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为河南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直接培养了中国最早的2名甲骨文考古学硕士研究生尹达、石璋如；十余次积极主持河南大学考古学甲骨文学术讲座，并全力支持河南大学朱芳圃、马非百、郭宝钧教授的甲骨文考古专业教学与殷墟科学发掘教学实践，成为河南大学上世纪三十年代立德树人与人才培养的一面旗帜。我们永远怀念河南大学杰出校友傅斯年院士。（作者系我校校聘教学督导组成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