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全球多地遭受极端天气袭击。以中国河南为例，降水量超过历史极值的“7·20”特大暴雨，给省会郑州造成重大伤亡和损失，官方已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时隔一个多月，河南再遭强降雨，各地提前应对，郑州更是提出“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的防范思路。
极端天气、洪涝灾害等已成世界性难题的现实，也引发了国家与城市该如何应对的思索。那么，东西方城市有何治水良策，有无互鉴可能，在选址布局等方面有何考量……长期致力于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河南大学副教授刘勇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从郑州暴雨说起，详解人类城市文明与水之间的相处之道。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今年7月20日，郑州成为“中国暴雨中心”，城市迅速变“泽国”。在您看来其中原因有哪些？面临这种级别强降雨，全球有无城市能承受？
刘勇：导致此次郑州严重内涝的首要原因肯定是极端强降雨。尽管郑州中心城区的防洪标准按200年一遇设计，但这种强度的降雨对于全球范围内与郑州市同一纬度的任何城市而言都是撑不住的。因此归因为天灾并不为过。
其次是地形因素。郑州整体西高东低，市区处于第二级地貌台阶向第三级地貌台阶过渡的边坡，相当于在一个巨大“簸箕”的出口处。在强降雨过程中，很容易在市区内部形成可怕的“街洪”，破坏力极大。
当然还有城市建设的原因。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加速，一方面城区植被覆盖大面积减少，使城市涵养水源能力下降；另一方面城区不透水区域大面积增加，使雨水自然下渗过程被削弱。这两个因素给城市防洪管理带来严峻挑战。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城市地下管网建设。“重地上，轻地下”是中国不少城市建设的通病。不单是郑州，其他大中城市也暴露出诸多城市管网建设问题。
中新社记者：近期全球多地也发生了类似灾情。洪涝灾害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应对模式上，东西方城市有哪些可互相借鉴之处？
刘勇：自古以来，人类在与洪水斗争中不断积累经验。中国历史上有许多防洪工程修建得非常好的古城，如赣州福寿沟、安徽寿州、广东潮州、湖北荆州等，即便是现在依然能发挥重要作用。总结发现，古人巧妙地构建了包括城墙、护城石岸、瓮城、涵洞月坝、城内水塘及地下排水在内的防洪排水系统。甚至是城市形状的设计都颇为考究，如赣州古城形如龟，可以有效减小洪水对城墙的冲击力。因地制宜、系统考虑“堵”与“疏”关系、统筹处理“排”与“蓄”关系，折射出中国古人的“系统观”智慧。
经过长期发展，西方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应对洪涝的理论和方法。其中“控制论”意味较多，常见“管理”“技术”和“工程”等词语。如美国的“雨水最佳管理实践”、英国的“可持续性城市排水系统”以及澳大利亚的“水敏城市设计”等。西方治水理念核心点在“源控制”和“下游控制”，在西方城市应对雨洪过程起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因而，在中国“系统论”的框架下有效融入西方“控制论”的工程实践，能够很好应对城市洪涝灾害。
中新社记者：人类对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今天人们依旧追求“面朝大海”。您如何看待人类这种“临水而居”的千年执念，请谈谈水与人类城市文明的辩证关系。
刘勇：水是生命之源。自古以来，人们傍水而居、逐水而迁，也正是得益于水的滋养哺育，人类文明才得以起源、进步和发展，人类史上的四大文明也均诞生于大河之畔。
早期人类社会生产力低下，只能逐水而居。慢慢地，人类建造了利于耕种的水井、水塘等，进而促进粮食和人口增长，聚落、城市等随之出现后，又修建了引水、蓄水工程，如春秋时期的安丰塘、战国时期的都江堰等。
兴修水利，使中国历史上一些诸侯国迅速强大，进而促进了文明的融合与统一。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对水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能力不断提升，大城市、城市群出现，人类物质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纪录片《水脉》指出，水脉与国运相通，水培育着农业，支撑着贸易航运，维系着社会运转和繁荣。由此可见，水是人类城市文明诞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水也在深深影响人类城市文明的发展。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一些重要文明的衰落、消失都与水有关，如罗布泊的干涸导致楼兰文明消失。人水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期命题。所以，能否处理好与水的关系，决定了人类城市文明的上限。
中新社记者：水对一座城市的影响不言而喻，有城市兴于水，有城市毁于水。在您看来，东西方城市选址布局有何不同？
刘勇：《周礼·考工记》《管子》和后期的风水理论是中国传统城市规划基础，一直影响着古代和现代的城市选址和建设。《管子》主张“因天才，就地利”，《立政篇》指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反映出古人在城市选址中对水和地形因素的考量及“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周礼·考工记》则更强调城市格局，如“方九里，旁三门”“经涂九轨，九经九纬”等。这两种思想的融合在中国很多城市尤其是古都中都能找到证据。
西方城市建设则体现了多元性和阶段性，也更能体现出宗教信仰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如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神庙、剧场、竞技场等位于城市中心，民众围此而居，反映“人神合一”的思想。中世纪，处于城市高地的欧洲教堂凸显了宗教的绝对统治地位。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回归，城市管理者地位提升，公共空间逐渐增多。巴洛克时期，欧洲很多国家的实力剧增，统治者奢华高大建筑的“大”与普通民居的“小”形成鲜明对比。
由此可见，中国城市规划的思想存在延续性，而西方的城市规划则在不断否定与更新，这与中国与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新社记者：近些年，全球城市建设和管理中出现了智慧城市、海绵城市等新理念，这是否有助于减轻城市水患？
刘勇：如今，城市面临着巨大的环境与资源压力。为此，中国近年来明确提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面向城市水患问题，海绵城市等理念出现，也正是借鉴国际上低影响开发建设模式的经验，通过一系列工程技术手段实现城市雨水的自然积存、自然渗透和自然净化。
尽管治理水患的道路还很漫长，但是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还是能给现代的城市建设带来很多启发，无论是从城市宏观系统角度还是单个工程的精细化角度，城市建设都要尊重自然、善用自然、融入自然。
在既有城市环境下，如何减轻洪涝灾害的影响也是学术界长期的话题，其中城市洪涝模拟是城市防洪减灾的关键技术之一，对于灾前的应急物资调配，灾中的应急救援和灾后的疫情防控都能够提供重要决策支持。
近年来，智慧城市、遥感和地理信息技术也正有效支撑着暴雨洪涝模拟研究。在科技支撑下，建立“城市-街道-社区-民众”立体化、“灾前-灾中-灾后”全过程的城市防洪抗灾机制将能有效减轻洪涝对城市的危害。
简介：刘勇，男，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地理学博士，现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空间数据科学与流域可持续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副教授。
（文本刊登在中国新闻社公众号、中国新闻网、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新闻报等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