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河大新闻网  >>  媒体河大  >> 正文 选择字号【

《河南日报》河南贡院:中国科举考试终结地

【新闻作者:赵慎珠  来自:  已访问: 责任编辑:王宏宇 】

 

1963年修建的河南贡院碑亭

 1732年“改建河南贡院记”碑拓片(局部)

1844年“重修河南贡院碑记”碑拓片(局部)

河南贡院考棚(摄于1989年)

 河南贡院大门(摄于20世纪初)

河南贡院执事楼(摄于1984年)

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中轴线西侧,有两座古朴典雅的四角攒尖顶碑亭,亭中各矗立一通高大厚重的石碑。石碑稍显斑驳,字迹依然清晰,它们被称为“贡院碑”。两座碑亭之所在,是清代河南贡院的旧址。

贡院是科举时代士子应试的考场,开科取士的地方。两通碑曾目睹了中国最后的科举考试在此进行的盛况。

岁月更替,已逾百年。一代代师生朝夕于斯,弦诵游息,教化之泽,深入人心。

清末最后一场会试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光绪逃至西安。第二年,事态平息,回銮北京时,慈禧一行在开封稍驻。慈禧和光绪两宫钦定,1902年8月的顺天乡试、河南乡试合并在河南贡院举行,1903年2月和1904年3月的全国会试也在河南贡院举行。

消息一出,开封古城顿成焦点。两省乡试,赴考的秀才数万人;两科会试,全国赴考的举人数千人,和他们一起来的,有国家负责考务的官员,各路钦差大臣,还有应试者带来的仆役、伙计,随之而至的商贾、钱庄、书铺、优伶、艺妓……

数万外乡人齐聚开封,从考前到考后,停留的时间长达数十日,舟船频繁,车水马龙,开封城中,人头攒动。

原来的考棚远远不够,光绪皇帝下令,重修河南贡院。一时间,开封大兴土木。

修复后的上万间考棚,一排排林立,每排二十间,十分壮观。

考试分三场进行,每场三天,凌晨即点名。贡院的大门、二门、三门均安排搜检差役,考生过此关后,始得进入号房,一人一间应试做题。考生从进入号房到第一场结束的三天内,不许外出,形似进入牢狱。第一场考完交卷,考生才能走出号房,犹如放风一般,然后进入第二考场。

冯友兰在《三松堂全集》(第一卷)中,记录了1923年他任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前身)哲学教授时,看到的考棚:“号舍的建筑是一排一排的像长廊那样的房子,每一排房子都有一个照着《千字文》‘天地玄黄……’的次序排列的代号,每一排房子都有许多隔断墙,隔成许多像鸽子笼那样的格子。在考试的时候,每一个应考的人占一个格子。这样的格子,如果在中间挖一个坑,那就是一个天然的厕所……就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应考的人进去,要住两三天,这是他睡觉的地方,是他做饭吃饭的地方,也是他做文章的地方。这样折腾两三天,身体不好的人,或者再有潜伏的疾病,很可能会发作,又得不到适当的治疗,可能就会死亡。”

读书人对科举趋之若鹜,矢志不渝,因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他们哪怕是考中仕途最低阶层的秀才,也可以光耀门庭,更不用说考中进士后那“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无限风光。

1904年甲辰会试,考的仍是策论,共取进士273名。《清秘述闻三种》中记录,这次会试的第一名是谭延闿,会试后的殿试,第一名状元是刘春霖,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分别是朱汝珍和商衍鎏。

河南大学校史馆馆长王学春讲述,末代状元产生的各种传闻,给这次科考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1904年是大旱之年,民众急盼一场春雨。慈禧在审阅殿试策论时,看到“春霖”二字,顿时想到春风化雨、普降甘霖之意,刘的籍贯为直隶肃宁(今属河北省),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一切,对于烽烟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而言,自然是吉祥之兆。慈禧大笔圈定,钦点刘春霖为状元。刘春霖以会试第17名的身份状元及第,名单发布,轰动朝野。

河南贡院见证科举历史

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说:“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始置贡院。”朝廷在这里选拔人才,贡献给皇帝或是国家,因而被称为贡院。

宋徽宗时,隶属于礼部的贡院在开封设立,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改为河南贡院。明末时,河南贡院规模壮观,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黄河水入城,开封沦没,贡院毁于一旦。

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河南贡院在明代周王府旧址上重建,院内号舍5000多间,用于监控的明远楼高约四丈,并在后山屏上建文昌阁一座。

河南大学校园内的碑刻,记载了河南贡院的一段变迁。一通是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总督田文镜撰文的“改建河南贡院记”碑,另一通是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兵部侍郎鄂顺安撰文的“重修河南贡院碑记”碑。两通碑形制相同,高2.72米,宽1.14米,碑帽前后,刻有腾跃于巨浪之上的双龙石雕,方形碑座的四个侧面,刻有腾龙浮雕,碑文楷书字体,工整秀丽,堪称书法佳作。

田文镜写道,周王府的旧址地势低洼,加上许多人屡屡在此挖掘地下的器物,致使贡院东、西、北三面形成水塘(今龙亭湖)。于是他们在省城东北隅上方寺南(今河南大学外语楼一带),购得197亩地,经上奏应允,修建号舍9000间,规模比以前有所扩大。

然而,随着河南应试士子的增加,号舍还是不够,只能临时使用芦苇架设的考棚,这引起很多考生的不满。

其实,为适应科举之需,河南对贡院还是有过重修增制的。河南布政使林则徐于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书丹的“重修河南贡院记”碑,曾记载了当时重修贡院的景况:此次重修,历时23个月,增扩了号舍的宽度和高度,号舍达到11866间,办公用房99间,开凿5眼水井,“已建不朽之规”。

时间到了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夏,黄河在祥符县(现开封市祥符区)决口。开封城西北是水势汹涌之地,河南贡院在开封城东北,地势较高,人们于是拆掉贡院的数百万砖石,转运城西,拯救危难。

水退后,再次兴建贡院。1844年的“重修河南贡院碑记”称,重建后的贡院“鳞次栉比,万厦一新”,重建考场1万多间,凿井5口,花费白银11万两。修建者感叹,开封城内尊长爱幼,风俗醇厚,河南不愧是先贤们的桑梓之地,美雅之风代代相传。

重修后的河南贡院,与当时北京的顺天贡院、南京的江南贡院和广州的广东贡院,并称为中国四大贡院。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7月25日,清政府在北京与英、美、俄、德、日等11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附件八”明文规定,在被议定为(义和团)滋事的地方,停止文武考试五年,其中以直隶省、山西省及东三省所禁止的府州县最多,顺天贡院也在其列,河南省有南阳府和光州府两地停考,开封则不受影响。

清政府采取了折中的方法——借棚调考,即借外地考场来举行考试,如《清实录》所言:“其条款所开停考各府州县,从权借棚调考……”

学者张晓川在《关于癸、甲二科会试》中提到:各国所议,用停止科举考试的办法,惩罚受义和团运动影响而排洋的州县,说明他们已经感觉到了科举考试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意义。而清王朝尽管在军事、外交上屡屡失利,但在科举考试的问题上却毫不含糊:由京入汴,因陋就简,仍按旧制,导演了暗度陈仓的一出好戏。

科举时代宣告结束

二十世纪开端那几年,内忧外患的清政府,感受到巨大的政治危机。朝堂之上,一群头悬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士,痛切地找寻中国落后的原因,他们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是科举制度带来的祸害。

1903年3月,两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联名上奏,奏章中说:“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才,中国永远不能进入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再次上奏,请求速废科举。奏章中说,如果立即废止科举,兴办学校,培养的人才也得等十几年以后才出来,如果十年后停止科举,那么从新式学校里培育出人才还得等二十几年。但是,中国等不了那么久了——“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在兴学育才、强国御辱的时代氛围中,科举制度被一路追缴,波澜不惊地走到了终点。1905年,清政府下谕,废除科举制。

开封的河南贡院,也成为这一考试的终结地而被载入史册。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1300年之久,曾经选拔出十万以上的进士、百万以上的举人,如果他们站在一起,会是黑压压的一片,望不到边际。学者余秋雨在《中国文脉》中点评:“通过文化考试在全国男子中选拔各级管理者,使中华文明越过无数次灭亡的危机而浩荡延续。正是这种延续,使我们有可能汲取千年前的伟大精神力量,知道什么是永恒的高贵,什么是不朽的美典。然而,也是由于它,中华文明一直保持着宏大存在,却又未能走向强健。”

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中评论:“科举制废止的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它是一个比1911年革命(辛亥革命)更为重要的转折点……科举制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系儒家学说在国家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考试制度的改革,是中国的一个突变点,在实际意义和转折标志上,都大致类同于集中体现了转变时代开始的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及日本1868年明治《复古诏书》颁布后不久的废藩革新。”他认为:“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的科举制度的被废除,使得以外来知识解决社会问题的探索重新得到了重视,造成了留学热潮,对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有重要的促成作用。”

1912年,以林伯襄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河南仁人先贤,在清代贡院的旧址上,创办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前身),成为当时中国的三大留学培训基地,与当时的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和南洋公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呈三足鼎立的局面。

预备学校开班时,有的学生会跑到贡院的考棚里学习,考棚的墙壁上仍留有士子们的笔迹:“墙外蟋蟀叫,夹道萤火明”“未登青云路,先进枉死城”。预校学生在前清的贡院学习“声光化电”(清末民初时指自欧美传来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朗声诵读外语,恰是当年社会新旧杂陈的缩影。

1904年甲辰会试中的胜出者,在时代的风云际会中,转折出各自不同的命运:会元谭延闿,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状元刘春霖,曾在总统府任秘书,后来卖字为生;榜眼朱汝珍不知所踪;探花商衍鎏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有人说,他们“已忘其为故国词臣”,是清政府科举取士的失败,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科举取士的成功。

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个个怀揣梦想的考生。在河南贡院这块不同寻常的地方,留下了士子们匆忙赶考的脚步,也留下了一个图强变法的时代足迹。

 

录入时间:2017-12-01[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热点新闻